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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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ปี:
2012
สำนักพิมพ์: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译文出版社
ภาษา:
chinese
ISBN:
5c686c62-ea5b-46a0-9664-8adcaf57c3a7
ไฟ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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ภาษา: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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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rink: Inside the Race to Stop the Collap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ปี:
2010
ภาษา:
enm
ไฟ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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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译者序 究天人之际

绪论

第一部 不过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

第一章 三种黑猩猩



第二章 大跃进



第二部 奇异的生命循环

第三章 人类性行为的演化



第四章 婚外情的逻辑



第五章 择偶的逻辑



第六章 性的选择与人类起源



第七章 死亡与老化的奥秘



第三部 人为万物之灵

第八章 语言的演化



第九章 艺术的自然史



第十章 农业:福兮祸之倚



第十一章 为什么麻醉自己——烟、酒与毒品



第十二章 深邃的寂寞



第四部 世界征服者

第十三章 人类史的新面貌:世界村



第十四章 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



第十五章 印欧语系扩张的故事



第十六章 “原住民”问题:族群冲突



第五部 日中则仄

第十七章 天人合一的迷思与理念



第十八章 哺乳类大灭绝:新世界的故事



第十九章 更大的危机:生态



跋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扩充阅读

贾雷德·戴蒙德:从一名野鸟观察者成长为一位出色的生物地理学家





第三种黑猩猩


人类的身世与未来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王道还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美)戴蒙德(Diamond, J.)著;王道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5

书名原文:The Third Chimpanzee: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 Human

ISBN 978-7-5327-5739-8

Ⅰ.①第… Ⅱ.①戴… ②王… Ⅲ.①人类进化-历史 Ⅳ.①Q9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7376号

The Third Chimpanzee: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 Human Animal

Copyright© 1992 by Jared Diamon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中译文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图字:09-2010-533号

第三种黑猩猩

——人类的身世与未来

[美]贾雷德·戴蒙德/著 王道还/译

责任编辑/王巧贞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260,000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ISBN 978-7-5327-5739-8/K·219

定价:00.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2218653





译者序 究天人之际


早在1863年,比较解剖学家赫胥黎(1825—1895)就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指出猿类的解剖构造,与人类比较相似,与猴类的差异较大。现代遗传研究,也发现人类与非洲大猿(大猩猩、黑猩猩与波诺波猿)非常类似。尤其是两种黑猩猩(过去波诺波猿叫做“倭黑猩猩”)基因组与人类的差异不过1.6%。因此,人类便是“第三种黑猩猩”。三种黑猩猩的遗传差异那么小,表示各自独立后的演化史非常“浅薄”,据估计,大约在700万年前,人类才分化出来,走上独立演化的道路。

但是,人类演化史的大关大节,只有“化石证据”能够透露。

根据19世纪前半叶得到的一个“定律”,与现生物种有关的化石种——也就是现生物种的祖先——通常在现生物种出没的地区出现,达尔文推测非洲可能是人类进化的摇篮。果不其然,这个预言被证实了,考古人类化石在南非与东非纷纷出土,令人眼花缭乱。现在学者反而“抱怨”:上课讲义与教科书得经常更新才成。

人类的演化史,分好几个特色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猿类是在中新世(2400万年前到500万年前)演化出来的。大约到了中新世晚期开始的时候(约1000万年前),猿类已经是灵长; 类中十分兴旺的一个家族,种类繁盛,分布广泛,欧亚非各地都有它们的踪迹。可是好景不长,自800万年前起,猿类大量灭绝,留下的化石也极为稀少。现代猿类像是个破败家族的孑遗子孙。人类祖先就是在这个猿类衰亡史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类似乎是猿类演化的新出路。目前我们对于最早的人类祖先,所知有限,一方面由于化石稀少,另一方面由于人和猿的相似程度太高了,即使发现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化石,学者也不见得能分辨出来。

我们知道得最清楚的早期人类祖先,是著名的阿法南猿“露西”,大约生活在350万年前的东非。他们的脑容量与黑猩猩差不多,体型比黑猩猩稍小,能够直立行动,但是手脚的解剖构造,仍呈现树栖的特色。南猿这群“人科”动物,展现了旺盛的模化活力。他们在东非与南非,演化出许多种类。300万年前到100万年前之间,非洲至少有两种以上的“人”同时生存,包括“南猿属”与“人属”,他们的栖境可能有重叠之处。现在我们是地球上惟一的“人”,在一起生活。现生大猿的栖境,彼此隔绝,从来没有做邻居的经验。

人类为何能从猿类中脱颖而出?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即使人类已经独立演化了几百万年,从“露西”身上我们也很难侦查到什么“人性”;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制作工具,从他们的两性解剖学判断,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会与大猿相差太多。所以有学者提议:他们只不过是“直立猿”,因为他们与大猿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直立行动的姿态与生活栖境。在学术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觉悟”,因为直到20世纪之初,对人类演化有兴趣的学者仍以为,人类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物种,凭着优越的大脑,斗智而不斗力,才能成为万物之灵。

因此他们期盼的人类祖先化石,是一种脑子大得异常的动物。难怪所有今天有名的人类祖先类型,当初多数学者都认为他们充其量只是人类系谱上的“非主流”,只因为南猿的脑量与大猿差不多(400CC),而北京人(一种直立人)的脑量,平均1043CC左右(现代人平均1500CC)。

其实直立猿(人类祖先)所以能够“走出去”,脱离传统的大猿栖境,别开生面,另创新局,全仗直立的姿态。今日世界上只有4种大猿,非洲3种,亚洲1种(红毛猩猩),全都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红毛猩猩几乎可以终日待在树上而不下地。大猩猩因为体重的缘故,无法在树上活动,仍然居住在丛林中。中新世晚期以来,地球温度长期趋冷,热带雨林面积缩减,猿类的生活空间缩小了。学者推测这是猿类失落的主因。

更重要的是,直立姿态几乎全面地牵扯了猿类身体的基本结构,骨盘、脊椎不用说了,连胎儿的发育模式都受影响。因为直立的姿态使得女性的骨盆腔缩小,所以胎儿也许不足月就必须提前出世;提前出世的胎儿,由于不再受子宫环境的束缚,也许反而能“自在”地发育。人类大脑发育的特色,就是出生后还能继续以同样的速率增长,而猿类出生时大脑几乎已经发育完成。换言之,人猿脑量的差异,不过是发育历程的差异决定的。

因此我们虽然不清楚当初人类祖先“出走”的肇因,直立的“结果”却是深远的,例如人类自豪的大脑,就是直立姿态的“副产品”。但是,人类演化史上,大脑、文化业绩与物种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什么“逻辑”可言。首先,大脑的确有逐渐增大的事实,但是却没有在文化史上激起相应的发展。例如旧石器时代“早期”分前后两期,分别持续了100万年。前期从250万年前开始,石器制作的技术、形制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50万年前,新的石器类型才出现,即“手斧”,于是“旧石器时代早期”进入了后期。可是这150万年间,人类体质却经历了好几个“物种”层次的演化(南猿——巧手人——直立人)。也就是说,新的体质类型出现的时候,并非总是伴随着新的文化类型。似乎文化发展总是慢半拍,落后于体质类型的演化。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关系,由于考古资料丰富,更凸显了这个现象。尼安德特人化石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他与现代人的关系一直是古人类学争论不休的焦点。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生活于12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欧洲与西亚。他们比现代人身材稍矮,体格粗壮魁梧,脑容量已达到现代人的标准,但是头和大脑形态与现代人稍有不同。尼安德特人的前额低矮,脑颅的前后轴线较长。比较起来,现代人天庭饱满,额叶比较发达,颅顶较高,前后轴线较短。从神经心理学的证据来看,额叶涉及高等心智功能,是认知系统中组织、综合、判断的中枢。看起来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应有神经心理学的差异。(这不只是作者强调的:尼安德特人也许没有现代人的说话能力。)但是十几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刚在非洲出现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新奇的文化创作,即使有也是零星地在中东地中海海岸地区,现代人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曾经生活在同一地区,共享同样的文化。直到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前夕,现代人似乎才发展出新奇的文化类型(旧石器晚期文化)。也许,因为现代人发展出了新奇的文化,所以有能力驱使尼安德特人走上灭绝之路。

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体质演化似乎与文化创作没有关系?作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作者不是“正统的”人类学家。在精神意趣上,作者可说是“今之古人”,以传统“自然史”发展之路透显人性的根源——这才是本书的特色。20世纪初学院派人类学正式在学术社群中生根,可是传统的“人类自然史”(“人类学”的本义)架构却解组了:生物的归生物,文化的归文化,好端端一个人类学搞出了“两个文化”,不仅不通音讯,甚至分庭抗礼、对立攻击。

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确是自然孕育的“怪胎”,我们从自然来,可是又与其他动物有别。人类自然史一定是一门“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必须解答“人性”起源的问题。在人类500万年以上的演化史上,我们认得出的“人性”最近几万年才出现,而我们现在对“人性”的理想与期望,是这1万年才发展出来的。因此,不仅深入人类的生物学背景,是理解与凸显“人性”特征的重要钥匙,人性“发展”的秘密也不可轻易放过。否则,有的社群几千年前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的社群到了19世纪仍处在石器时代,如何解释?

本书对于当前的重大议题,如两性关系、族群关系、生态问题,都有重要的睿见,关键在此。人类的“性行为”决定了社会组织的方式。人类是惟一遍布全球的物种,一方面获得了充分的“人性”实验空间,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族群问题”。人类近1万年的历史,以族群扩张与冲突为基调,可是充满血泪的历史剧,进一步分析后,反映的竟然只是“生物地理”的宿命。族群扩张其实还有更深刻的面相,塑造了人文世界的荣耀与隐忧:发展普遍人伦理想以及恣意剥削自然。

总之,作者的关怀与结论固然动人有力,他讨论问题的路数(自然史),更值得欣赏。作者的多重身份,更令人玩味。戴蒙德受过生理学博士的训练,专业领域为肠道的吸收机制,在大学医学院教授生理学,并以生理学研究的成绩,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可是他也是一位田野生物学家,精心研究了新几内亚以及热带太平洋各岛屿的鸟类生态与演化。他的丰富调查经验,又让他涉足环保事务。

戴蒙德呈现在本书的观点与希望中,新几内亚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是他第一本为知识大众写的书,1992年出版了本书中的重要论点,又在1997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做了更完整的铺陈《枪炮、病菌与钢铁》、《性趣何来》。





绪 论


人异乎禽兽,毋庸置疑。从身体构造的分子层次到解剖层次,人类都是一种大型哺乳类,也毋庸置疑。人类就是这么难以捉摸,不过这也是人这种动物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我们对人类并不陌生,但是,人类怎样演化成今天的模样的?人类的兴起有何意义。我们还没搞清楚。

一方面,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有一道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于是我们创造了“动物”这个范畴,勾画出那道鸿沟。这表示我们认为蜈蚣、黑猩猩与文蛤之间有重要的共同特征,人却没有。它们也缺乏人的特征,例如人会说话、写字,还会制造复杂的机器。人类依赖工具维生,而不是赤手空拳。大部分人都穿衣服、欣赏艺术,许多人信仰宗教。我们遍布全球,掌控了地球大部分能量,还开始向内太空(海洋深处)与外太空伸出触角。我们的阴暗行为,比起其他动物,也有独特的地方,包括灭族、凌虐取乐、吸毒以及大规模地消灭其他物种。这张清单上,其中一两种行为(例如使用工具)虽然有几种动物也会,可是不上水准,人类的本领远远超过了那些动物。

因此,无论就实务与法律而言,都不能把人类当作禽兽。难怪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暗示人类从猿类演化而来,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多数人开始都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十分荒谬,坚持人类与禽兽有别,是上帝特别创造出来的。今天大多数人仍然这么想,包括四分之一的美国大学毕业生。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动物,我们的身体,无论解剖结构、分子成分还是基因,都与其他动物相似,我们甚至可以辨别我们是哪一类动物。外观上,我们与黑猩猩十分相似,连18世纪信仰上帝造人说的解剖学家,都能凭外观判定我们与黑猩猩的关系。仅仅想象一下:以一些正常人为例,脱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其他所有物,剥夺了他们的语言能力,让他们回归到咕哝着说话的状态,这样做时一点也不改变他们的解剖学结构。将他们放置在动物园中与黑猩猩的兽笼接近的笼子里,然后让其余穿着衣服且会说话的人去参观他们。那些不会说话的圈在笼子里的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人真正意义上是什么:有着很少毛发且直立行走的黑猩猩。从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人类归类成第三种黑猩猩:大家熟悉的黑猩猩是第一种,生活在热带东非;第二种是倭黑猩猩(又名波诺波猿bonobo)分布在中非的刚果,20世纪中学者才发现它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在20世纪40年代,分子遗传学研究已经显示,我们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8%是相同的。人类与黑猩猩的遗传差距,甚至比亲缘关系非常近的两种鸟儿还小——例如红眼与白眼绿鹃。因此,我们仍然背负着当年的“自然禀赋”。达尔文在世的时候,人类祖先的化石已经开始出土,目前形态介于猿与人之间的化石骨骼数以百计,令任何肯讲理的人,都无法回避当年认为荒谬的理论——人从猿进化而来——其实是事实。

但是发现化石“演化链”,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让问题显得更为迷人。我们的基因组在演化过程中获得的一小笔新玩意,也就是与黑猩猩有别的2%基因,必然和人类看来独有的特征直接相关。我们经历了一些小变化,可是却在最近产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后果。我说“最近”,因为即使在几十万年前,在外太空动物学家眼中,人类仍然不过是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其实那时人类已经表现出几种奇异的行为,特别是能够控制火,以及依赖工具。但是那些行为在外太空访客眼里,与河狸造水坝、(澳洲)花亭鸟筑巢,没有什么质的差别。不知怎的,也不过几万年的工夫(以人寿衡量似乎天长地久,可是相对于人类自然史,只不过一瞬)。我们展现出了让自己变得独特又脆弱的能力。

人之所以为人,是哪些关键因素的杰作?我们独特的素质,不仅很晚才出现,涉及的遗传变化也很少,那些素质(或至少那些素质的“原形”)必然早已在自然界出现了,其他动物身上应该可以观察到。艺术、语言、灭族以及吸毒,在其他动物身上是怎么表现的呢?

我们独特的素质,使我们这个物种在自然界赢得今天的地位。其他的大型动物,没有一种在各大洲都有“原住民”,也没有一种在沙漠、极地以及雨林都能生活,也没有一种大型野生动物在数量上超过人类。但是人类独有的素质中,有两个现在已经危及自己的生存,那就是自相残杀与破坏环境的潜力。当然,这两种潜力在动物界不乏其例:狮子曾自相残杀,许多其他动物也会,大象等动物也会破坏环境。不过,我们拥有的技术能力,加上以爆炸速度增长的人口,使这两种潜力的破坏力更令人忧心,其他动物望尘莫及。

“世界末日近了,悔改吧!”这样的预言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个预言现在可能成真,理由有二:第一,核武器让我们有能力快速消灭自己;过去的人没有这种武器。第二,地球生产净值(地球捕获的太阳能净值)中,人类的消费额达40%。现在世界人口每41年增加一倍,我们很快就会面临成长的生物界限。到时候,我们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不得不作殊死斗争。此外,以我们现在消灭其他物种的速率而言,到了下一世纪,世界上大多数物种都会灭绝或濒于绝种,但我们得依赖许多其他物种才能生存。

这些令人丧气的事实,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还说它干吗?追溯人类毁灭潜能的动物根源,又有啥道理?这些潜能果真在咱们演化史上源远流长的话,不就是说它们已经铸就在咱们的遗传组中,说什么人文化成,不过是白费心机嘛!

说真格的,咱们的处境还不到令人绝望的地步。谋杀陌生人或情敌的冲动,也许是天性。但是所有人类社会都发展出了克制那种本能的机制,而大多数人也因此逃过了被谋杀的命运。即使将两次世界大战都算上,20世纪的工业化国家,死于暴力的人口比例也少于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而且许多现代族群都有较长的寿命。主张保护环境的团体,在斗争过程中,并不总是输给开发商或破坏环境的人。甚至一些遗传因子疾病,例如苯酮尿症或幼年型糖尿病,现在都有办法缓解或治愈。

我老调重弹,炒作“我们的处境”这个议题,目的在协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为了改变我们的行为,得利用我们对过去、对自己潜能的认识与了解,那是蕴涵在本书献词中的希望。1987年,太太为我生了一对双胞胎,他们到了公元2041年,就会是我这个年纪了。【1】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在塑造他们的世界。

对我们的困境,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提供特定的解决方案,因为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大体上我们已经有了清楚的轮廓。像遏止人口增长、削减或销毁核武器、发展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降低对环境的冲击和维持生物多样化与自然栖境等,都是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些政策的施行细则与步骤,已有许多精制的书讨论过。在某些个案中,也具体实践了一些政策。我们需要的,是一致地普遍施行那些政策。要是今天我们都相信那些政策事关紧要,我们知道的已经足够明天就开始施行那些政策。

其实,我们缺的就是必要的政治意志。我在本书追溯人类的物种史,是为了协助凝聚那个意志。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确发轫于动物根源。那些问题跟随着我们,与逐渐增长的力量和人口一齐成长,现在更是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得厉害。过去有许多人类社会,尽管还没有我们所掌握的自毁力量,却摧毁了自己,因为他们摧毁了赖以维生的资源基础。研究那些社会,能让人相信:目前许多短视的做法,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后遗症。政治历史学家主张研究各个国家与君王的历史,理由是:研究的结果可以提供向“过去”学习的机会。我深信这个理由更能支持研究人类的物种史,因为得到的教训更单纯、明白。



本书涵盖的范围很广,因此对论述的题材,不能不有所取舍。读者一定会有意见,或许一些读者认为重要的题材本书割舍掉了,或者认为某个题材处理得尾大不掉。为了不让读者觉得受误导,我先交代一下写作本书的宗旨以及渊源。

我父亲是个医生,母亲是音乐家,并有语言天赋。小时候,凡是问起我的志向,我的回答总是我想当医生,就像爸爸一样。到了大四那年,我的志向稍微变了点儿,我不想进医学院了,我想的是从事医学研究。于是我踏进了生理学这个研究领域,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

但是,我7岁的时候开始对观鸟产生了兴趣,而且很幸运地能进入一个让我有机会在语言与历史中沉潜的大学(哈佛大学)。我从剑桥大学得到博士学位之后开始觉得不能只在生理学这个领域中发展事业。就在这时,一些事与人凑巧了,让我到新几内亚高地过了一个夏季。名义上,到那里为的是测量当地鸟儿筑巢的成功率,可是这个研究计划在几个礼拜之内就砸锅了,因为我在丛林中连一个鸟巢也找不到。不过这趟旅行倒达成了我真正的目的,我本来就是为了到新几内亚探险、观鸟而蹚这浑水的,世上已没有几块那样荒野的地区。当年我看到了新几内亚的奇异鸟类,像花亭鸟与天堂鸟,因而产生了兴趣,于是发展出第二个事业:研究鸟类生态学、演化与生物地理学。从此,田野生物学与生理学是我的两个平行事业,我继续回到新几内亚及附近的太平洋岛屿进行鸟类研究,已有十几回。

但是新几内亚的开发正以空前的速度进行,森林被大量砍伐,鸟类栖地被破坏,研究也很难继续下去,于是我不得不参与生物保育的工作。所以我一面从事学术研究,一面是政府的生物保育顾问,并开始将两者结合起来,例如生物分布的知识,对规划国家公园系统与调查国家公园预定地都很有用。在新几内亚作研究,还有一个困难得克服,那就是语言。在那里,每隔20公里就有一种不一样的语言,若想利用土著对鸟类的详尽知识,得说出鸟儿的土名。于是我早年对语言的兴趣派上了用场。最重要的,要是对人类的演化与可能灭亡的命运没有足够的知识,研究鸟类的演化与灭绝,也不会有什么慧见,因为人类到底是所有物种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而对人类感兴趣的人,到了新几内亚不可能不见猎心喜,心痒难熬,因为那里的人类差异现象,幅度巨大,内容丰富。

我在本书强调了人类的某些面相,以上便是我对那些面相产生兴趣的历程。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出版过许多精彩的著作,讨论人类演化史的化石记录,以及工具的演进,因此本书对这些题材仅作简要的摘要叙述。不过,那些书对我特别感兴趣的题材谈得非常少,例如人类的生命循环、人类地理学、人类对环境的冲击以及人类的动物面相,所以本书详加演绎。那些题材,与传统题材(化石与工具)一样,都是理解人类演化史的核心成分。

本书中,我举了许多新几内亚的例子,读者一开始也许会觉得太多了,可是我相信那些例子都很适切。要是你质问我:新几内亚不过是个海岛,位于世界某个地方(热带太平洋上),怎么可能提供代表性的人类史(人性)切片?我同意这是个合理的质疑。不过我得指出:新几内亚可是一片很厚的切片,别因为它面积小就低估它的历史所蕴涵的信息。现在世界上大约有5000种语言,其中只有新几内亚人才会说的,就有1000种。现代世界残存的文化差异幅度,新几内亚保存了大部分。新几内亚内地高地上的族群,直到最近,仍是石器时代的农民;许多低地上的游民,并不定居,以狩猎——采集或渔猎维生,他们也会务农,但随遇而安。每个族群都非常排外,文化差异则雪上加霜,于是在部落地盘之外游荡,无异插标卖首。那里与我合作过的土著,许多都是身负绝技的猎人;他们的童年,是弥漫着排外气氛的石器时代,若无绝技,根本没机会长大。因此我认为新几内亚像个窗口,让我们窥视过去的人类处境,而在世界其他地区,那种情境已经消失了。



人类的兴亡史,可以分为5个部分讨论,每个都自成一格。第一部涵盖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直到1万年前农业兴起前夕打住。其中包括两章,讨论的是化石、工具以及基因,也就是保存在考古记录与生化记录中的证据。关于人类如何演化,那些证据是最直接的资料。此外,化石与工具的年代,通常可以鉴定,于是可以推断我们是何时演变的。“我们的基因组中,有98%与黑猩猩的一样”,我们会检验这个结论的基础,然后尝试解答“让人类得以演化大跃进的2%究竟是什么?”

第二部讨论人类生命循环中的变化,那些变化与骨架的变化一样,对语言与艺术的发展,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人类照顾婴儿,断奶后仍继续喂食,不像其他哺乳类,让雏儿自行觅食:大多数成年男女都组成对;大多数父亲,与母亲一样,会照顾婴幼儿;许多人都长寿,看得见自己的孙子;女性会经历更年期。凡此种种,我们习以为常,列举出来有灌水充篇幅的嫌疑,但是咱们自然界最亲近的亲戚,却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正是我们最背离祖先的地方,可惜生命循环的特征不会石化,所以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难怪古人类学书籍,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大脑与骨盆的变化,而对生命循环特征的变化,寥寥几笔就交代过去了。可是那些变化关系着人类独特的文化发展,值得我们仔细讨论。

第一、二部的主题,是我们文化表现的生物基础,第三部接着讨论那些我们认为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引以为豪的语言、艺术、技术与农业,这些都是文明的标识。不过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也包括我总结为人类自然史记录上的污点,例如吸毒。尽管所有这些文明的标识,是不是人类独有的,仍有辩论的余地,但至少我们可以说,那些特征即使在动物界早已萌芽,在人类身上它们才显得有声有色。不过,它们必然已经在动物界萌芽了,因为在生命演化史上,它们很晚才开花结果。它们在其他动物身上是怎样表现的?在地球生命史上,那些文明特征注定会出现吗?那么其他行星的生命系统,也会演化出像我们一样的生灵喽!

除了吸毒,我们的阴暗特征中,还有两个可能引领我们走上毁灭的道路。第四部讨论其中的第一个:我们仇杀外族的潜能。这个特征的动物原型十分明显:除了人类,还有许多物种,个体或群体相互竞争,往往以谋杀终场。我们的技术发明,只不过增进了我们的杀戮本领。第四部会讨论:在国家兴起之前,人类情境是以排外与孤绝建构出来的,国家这种政治体,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孤绝,遏阻了文化的差异发展,促进了族群的融合。我们会讨论人类族群竞争的结果如何受技术、文化与地理的影响。历史上充满了族群争斗,我只举出大家都很熟悉的两组历史事件为例。我们也要回顾世界史上的大规模灭族事件。这是个痛苦的题材,但要紧的是,它会警示我们:如果我们不正视历史,就注定要犯同样的错误,而造成的伤痛与祸害,却会大到可怕的地步。

另一个人类的阴暗特征是:对环境日渐加速地破坏。这个行为也有不折不扣的动物原型。动物族群有时能逃过猎食兽或寄生虫的制衡,要是它们的数量没有内部机制约束,就会不断增加,直到破坏资源基础的地步,偶尔它们会将资源消耗殆尽,然后灭绝。这样的情节,套用到人类身上,显得特别有力,因为现在人类几乎不受猎食兽的威胁,地球上没有一个栖境不受人类影响,我们杀戮动物与摧毁栖境的能力,又是空前的。

不幸的是,许多人仍然怀抱卢梭式的幻想,以为我们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新鲜事,以为在以前,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的是天人合一的日子。果真如此,那我们除了感叹“何昔日之芳草兮,今值为此萧艾也”,无法从过去学到任何教训。在第五部,笔者为读者细说人类经营环境失当的历史,以戳穿那个幻象。第五部和第四部一样,笔者的重点都是:我们目前的处境并不新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经营社会,却不经营周遭的自然环境”,这戏在历史上已上演过好多段,结果明摆在那里,就看我们是不是有心学习了。

本书以“跋语”作结,笔者回顾了人类从动物界兴起的历程。我们自毁的能力也同时加速成长。要不是我感到迫切的危机,是不会写这本书的;如果我相信我们毁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也不会写这本书。要是我列举的历史记录令读者感到丧气,我对困境的描绘令读者感到无助,在“跋语”中,我指出了令人振奋的迹象,以及向过去学习的方法,请读者留意。

注释

【1】 指作者在1992年的年龄。——译者





第一部

不过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


我们什么时候不再只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为什么?怎么发生的?回答这三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线索,供我们寻觅答案。考古学家搜寻地层中的化石骨髓与古人遗留的工具,那是人类演化的主要证据。第一部会讨论一些传统的考古证据,以及分子生物学提供的新证据。

讨论人类演化,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与黑猩猩究竟有多大的遗传差异?我们的基因组与黑猩猩的差别是10%,还是50%、99%?仅仅以肉眼观察,或列举可以观察的体征比较,无法帮助我们得到答案,因为许多遗传变化并没有观察得到的征状,而其他的变化却有全面性的影响。举例来说,以外形而论,大丹狗与北京狗的差别,可比人与黑猩猩大多了。然而所有的狗只要给它们机会,都能交配繁殖,不论品种(当然,双方之间若体型差异太大,交配不易完成);而生下来的,也还是狗。对一个菜鸟观察者而言,大丹狗与北京狗的外形差异,似乎意味着它们的遗传差异比人类与黑猩猩还大。不同品种的狗,外形上有许多差异,例如体型、身体各部位的比例、毛色等,可是那些形质都由少数几个基因控制,那些基因的变化,对生殖生理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我们怎样估计我们与黑猩猩的遗传距离呢?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由分子生物学家解决了。答案不仅令学者惊讶,还可能会产生实际的伦理议题,例如我们该如何对待黑猩猩?读者会发现:人类与黑猩猩的遗传差异,虽然比人类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或不同品种的狗之间的差异要大,但比起其他大家熟悉的亲密物种,还是小得多。很明显,在黑猩猩的遗传程序中,只有很小比例的指令发生了变化,于是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巨大的行为结果。学者也发现,物种之间的遗传差异,也反映了时间跨度,因此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出人类祖先从一撮共祖分化出来的时间,大约是在700万年之前,误差大约一两百万年。

虽然这些分子生物学结果告诉了我们人与黑猩猩的总体遗传差异,以及人与黑猩猩分化的大概时间,可是有些重要的问题却无法回答,例如:“人与黑猩猩究竟怎样不同?”“那些差异什么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接着要讨论化石与工具。形态介于猿与现代人之间的生物,学者发现的就数以百计,他们的工艺制品,更是多不胜数。从那么丰富的资料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骨骼的变化,一向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最显著的形态变化有:脑容量增加;涉及直立行走的骨骼变化;头骨骨壁变薄,牙齿缩小,上下颚肌肉变得纤细。

大脑增大,无疑是我们发展语言与人文创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你也许会期望从化石记录中发现脑容量与工艺技术平行发展、密切呼应的趋势。事实上,两者并没有什么密切呼应的现象。这是人类演化史上最令人惊讶、也最令人不解的发现。即使人类大脑已经演化到接近现代人的程度,石器仍然维持原来的粗糙状态,达几十万年之久。4万年以前,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平均值已经超过现代人的,可是他们的工具仍没有什么新奇创意,他们也没艺术品传世。尼安德特人仍然只不过是一种大型哺乳类。甚至有些人类族群,即使骨骼形态已经与现代人无异,仍然继续使用尼安德特类型的工具,达几万年之久。

从分子生物学证据得到的结论,因为这些谜团而可以修饰得更为精确。不错,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组只有2%的差异,可是在这个微小比例中,直接涉及人文创制(例如艺术与复杂工具)的必然更小,那些基因与形态无关。至少在欧洲,那些人类特征是突然出现的,毫无预兆——当时正是克罗马侬人取代尼安德特人的时候。从那时起,我们再也不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了。是哪一小撮遗传变异使得人类一跃而上,冲破人兽之别的藩篱呢?我将提出一些臆测作为第一部的结论。





第一章 三种黑猩猩


下一回你逛动物园,请记得到各种猿类的笼子前走走。请想象那些猿身上的毛都脱落了,再想象它们附近另有一个笼子,其中关了几个咱们的弟兄,他们很不幸,给剥光了衣服,也说不出话来。现在请猜猜看,那些猿在遗传上与人究竟有多大的差别?猿与人的基因组中,有多少基因是共有的呢?占基因组的百分之几?10%?50%?还是99%?

然后再问自己:为什么那些猿被关在笼里让人参观?为什么还有些猿被用来做医学实验?可是对人,就不容许那样对待。假定学术界有一天发现:猿的基因组中,有99.9%的基因与人类的完全相同,那微小的0.1%,决定了人与猿之间的重大差异。那么你还会同意把猿关在笼子里供人参观,或者拉去做医学实验吗?再想想我们那些心智失常的不幸同胞,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很低,甚至无法照顾自己、无法沟通与发展社会关系、对疼痛的感觉也比不上猿。可是我们无法拉他们去做医学实验;猿就可以。其中的逻辑是什么?

也许你的回答是:猿是“动物”嘛,而人是人,这还有什么好讨论的。这是一条伦理准则,只有人类适用,不可引申到“动物”身上,不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不管它与我们在遗传上多相像,不管它发展社会关系的能力多高强,不管它会不会感受痛苦。那个答案当然是武断的,可是至少它内部有一贯的逻辑,因此不可随便否定。不过这么一来,追溯我们的自然根源,便没有什么伦理意义。可是这样的探讨,仍能满足我们追求知识的好奇心,毕竟“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是这么产生的。每个人类社群都对自己的起源有深切的好奇心,每个人类社群都有自己的创世故事。“三种黑猩猩”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世故事。



我们在动物界的地位,大体而言,学者早已确定,不知有多少世纪了。我们无疑是哺乳类,哺乳类的特征包括身体有毛发覆盖、哺乳等。在哺乳类中,我们属于灵长类,灵长类包括猴与猿等大类。我们与灵长类其他成员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例如指(趾)甲扁平而没有形成爪、有抓握能力的前爪、大拇指可以与其他手指对立、下垂的阴茎(而不是贴近腹部),这些特征大部分其他哺乳类都没有。早在公元2世纪,集西方古代医学大成的盖伦【1】从动物解剖经验中,已经正确地推定了人在动物界的地位,他发现猴子“无论在内脏、肌肉、动脉、静脉、神经,还是在骨骼形态上,都与人非常相似”。

在灵长类中,我们也很容易找到人类的地位,我们很明显地与猿比较相似,与猴的差异比较大。我只要指出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够了:猴子有尾巴而猿没有,我们也没有。猿这群灵长类中,长臂猿是最特殊的,它们体型小、手臂长,又叫小猿;其他的猿,如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及波诺波猿都是大猿,它们彼此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与长臂猿比较疏远。但是想要进一步厘清我们与猿的关系,却非常困难,这也是始料未及的。这个问题还在科学界引发了热烈的辩论,论战围绕着三个议题:

一、族谱:人类、现生猿类与化石“猿人”(类似猿的人:指人类的祖先)之间的亲缘关系是怎么样的?举例来说,要是我问你:“现生猿中,哪一种与人的关系最密切?”你怎么回答?

二、不论哪一种现生猿与人类的关系最密切,人与那一种猿的最后一个共祖,在多久以前仍然活在地球上?

三、我们与关系最近的猿有多大的遗传差异?



起先,我们很自然地假定:比较解剖学早已解答了上面第一个问题。我们与大猩猩、黑猩猩特别相像,可是又与它们有明显的差别,例如我们的脑容量比较大、我们以直立的姿态行走、我们的体毛极少,其他还有许多差异,不过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然而,要是我们观察得仔细一点,这些解剖学事实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答我们的问题。同样的解剖特征,学者赋予不同的意义;而不同的学者,强调的解剖特征也可能不同。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与亚洲猿(红毛猩猩)的关系最近,而大猩猩、黑猩猩是猿类中早就分化出的苗裔(少数派);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与非洲猿(大猩猩、黑猩猩及波诺波猿)比较亲近,红毛猩猩是猿类族谱上最早分化出的猿(主流派)。

在主流派中,大部分生物学家过去认为大猩猩与黑猩猩相似程度较高,也就是说,它们与人类都不大相似。换言之,大猩猩与黑猩猩还没来得及分化开来,我们就已经与它们分道扬镳了。这个结论反映了常识观点:大猩猩与黑猩猩可以归为一类,它们叫做猿,而我们则是人。不过,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看来与其他的猿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演化道路,我们的祖先自从与其他的猿分化之后,就在几个重要的方面发生了变化,例如行进的体态与大脑的容量。而大猩猩与黑猩猩却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化,与当年的人-猿共祖,模样没什么大差别。如果那是实情,人类可能与大猩猩最亲近,或与黑猩猩最接近,或者三者亲近的程度一样,彼此的遗传距离一样。

到如今,解剖学家仍在辩论第一个问题:我们族谱上的细节。不过,不管解剖学家心中的人类演化族谱是什么模样,光凭解剖学研究,无法解答第二、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人和猿的分化时间与遗传距离。不过,也许化石记录在原则上可能解决族谱与分化时间的问题(遗传距离免谈)。要是我们有丰富的化石,举例来说,要是我们可以用一系列已断定了年代的化石,代表人类演化的各个阶段;另外还有黑猩猩的,也有大猩猩的。那么,也许我们会发现人与黑猩猩的化石系列,在1000万年前交会了,也就是找到人与黑猩猩的共祖了。而那一位共祖的演化系列,在1200万年前又与大猩猩的演化系列交会。可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化石,尤其是现生猿类祖先的化石极为稀少。500万年前到1400万年前之间,是人类与非洲大猿演化的关键期,那个时段的猿类化石,尤其稀缺。



这些关于我们起源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来自一个始料未及的领域:运用分子生物学解决鸟类的分类问题。大约40年前,分子生物学家发现;动植物体内的化学分子可以当作“时钟”,用来测量遗传距离,以及两个物种在演化史上的分化时间。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假定有一类分子,所有生物体内都有,它们在每一个物种中都有特定构造,而那些构造是由遗传密码决定的。再假定分子的构造会因为遗传突变而逐渐变化,而在所有物种中,变化率都一样。源自同一共祖的两个物种,体内的那个分子,起先构造应该完全一样,因为都是从共祖那里遗传来的。但是这两个物种分别演化以后,基因组中的遗传突变就各自独立累积,使那个分子的结构逐渐变化。因此,这两个物种的那个分子,会逐渐出现结构差异。要是我们能够算出平均每100万年会发生多少结构变化,任何两个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在分子结构上的差异,就可以当作一个“时钟”,来计算这两个物种已经和共祖分化多久了。

举例来说,假定根据化石证据我们推断狮与虎(都是猫科)在500万年前分化。再假定它们的同一种分子,结构上有1%的差异。要是我们任选两个演化关系并不清楚的物种,发现它们的分子结构有3%的差异。那么分子时钟就会告诉我们,它们在1500万年前就分化了。用这个方法纸上谈兵,听起来很精彩,能不能通过实例的考验呢?生物学家为此忙了好一阵。应用分子时钟之前,要完成四件事:科学家必须找到最适合的分子;找到测量分子结构变化的方法,必须简单而迅速;证明分子时钟运行稳定(也就是,分子结构在相关物种体内以同一速率演化);测量分子演化率。

分子生物学家在1970年左右解决了前两个问题。他们发现最适合的分子是脱氧核糖核酸(DNA);沃森与克里克1953年证明这个分子的构造是双螺旋,为遗传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也使DNA成为家喻户晓的分子。每个DNA分子包含两条互补的长链,每条链都由4种更小的分子单位组成,这4种分子在链上的顺序,蕴涵着从父母亲传递下来的所有遗传信息。科学家发展了“DNA杂交”技术,可以迅速测量DNA的变化。先将两个不同物种的DNA分子分离(“融解”)开来,就是使每个DNA分子的两条长链解开,分别独立。再让那些单链“DNA杂交”成为双链的DNA。然后加热,使“杂种”DNA再度分离开来。一般而言,需要的温度越高,就表示这两种DNA的结合程度越好,也就是彼此的差异越小。两个物种亲缘关系越近,DNA的差异越小。以“融解”一个物种的DNA的温度为基准,融解“杂种”DNA所需的温度,比基准度每低一度,表示两个物种的DNA有大约1%的差异。



在20世纪70年代,分子生物学家与分类学家大多数都对彼此的研究不感兴趣,只有少数例外。耶鲁大学的希伯利(Charles Sibley)是其中之一,他是鸟类学教授,兼任耶鲁大学皮博帝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鸟类的分类学不容易研究,因为鸟类的身体是为飞行设计的,而设计一只鸟也不过就那么几种花样,即使大自然也出不了新招。所以在类似环境中生活的鸟,往往形态非常相似。例如在半空捕食昆虫的鸟,即使关系疏远,比较解剖学的差异也不大。美洲秃鹰与旧世界秃鹰,形态与行为都很像(可是学者好不容易才搞清楚美洲秃鹰与鹤鸟比较亲近,而旧世界秃鹰与老鹰比较亲近),是由相同的生活形态造成的。希伯利与阿基斯特(Jon Ahlquist)由于深切体会到传统分类方法的短处,在1973年开始采用分子时钟技术。当年他们应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解决分类学问题,就研究规模而言是空前的。他们在1980年开始发表研究结果,他们用分子时钟技术累计测量过1700种鸟,占世界鸟类的1/5。

虽然希伯利和阿基斯特的成就,已是鸟类分类学的里程碑,但他们起先在学界引发的不是赞辞,而是批评。因为当时有几位科学家有足够的背景知识,能做中肯评论的人少之又少。我就听过科学界的同僚发表过这样的高论:

“我对他们那套玩意已没有什么耐心。不管他们写什么,我都懒得再理会。”(一位解剖学家)

“他们的方法倒没问题。可是有什么人会想做那样沉闷的研究?鸟类的分类学?!难以想象!”(一位分子生物学家)

“有意思,可是他们的结论必须通过其他方法的验证,我们才会相信。”(一位演化生物学家)

“他们的结果是‘上帝的启示’,你最好相信。”(一位遗传学家)

依我之见,尘埃落定之后,那位遗传学家的意见最接近真相。DNA时钟的原理,无可挑剔;希伯利和阿基斯特使用的方法是最先进的;他们测量过18000对“杂种”DNA,得到的遗传距离,呈现了内部的一致性,证明他们的结果是恰当的。

当年达尔文在讨论“人类歧异”这个爆炸性议题之前,花了近10年研究藤壶(一种水栖节肢动物)的歧异。同样地,希伯利和阿基斯特也花了10年,以DNA时钟厘清鸟类的关系。1984年,他们第一篇以DNA时钟讨论人类起源的论文发表了。此后他们出版了一系列论文,更精炼了当初的结论。他们取得的DNA,包括人类的,以及所有人类的近亲——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波诺波猿,还有两种长臂猿、7种旧世界猴。图1概括了此结果。

高等灵长类的族谱



图1 追溯每组现代高等灵长类至连接他们的黑点。左边的数字给出了那些现代灵长类的DNA差异百分比,而右边的数字给出了自他们最后拥有共同祖先的年代。例如,黑猩猩和波诺波猿的DNA差异是0.7%,他们在300万年前分化;我们与他们各自的DNA差异是1.6%,大约在700万年前与他们共同的祖先分化;大猩猩与三种黑猩猩的DNA差异是2.3%,大约在1000万年前与他们共同的祖先分化开来。

正如解剖学家预测过的,他们发现的最大遗传距离,出现在人类或任何猿类与猴子之间,也就是说,人/猿或猿/猴的杂种DNA,“融解”的温度最低。这只不过是在大家都已经同意的看法上加个数字而已——自从科学界知道猿类存在之后,就认为猿比猴更接近人类。那个数字是7%:猴的DNA与人/猿的DNA,93%是相同的。

他们的第二个发现,也不令人意外:长臂猿与人/猿的DNA,有5%的差异。这也证实了学界的共识:长臂猿是最特殊的猿;与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猿是大猿,像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等。在大猿中,最近解剖学家已经开始认为红毛猩猩很早就自成一家,这与DNA证据也很吻合,它的DNA与其他大猿以及人的,有3.6%的差异。生物地理也支持非洲大猿与亚洲猿(长臂猿、红毛猩猩)很早就分家了。现在,长臂猿、杂毛猩猩只分布在东南亚,它们的祖先化石也只在东南亚出土;而大猩猩与两种黑猩猩,只分布在非洲,人类早期祖先的化石,也只在非洲出土。



另一方面,希伯利和阿基斯特发现黑猩猩与波诺波猿(过去叫倭黑猩猩)的DNA最相近,只有0.7%的差异。这也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两种猿看来非常相似,直到1929年才有解剖学家觉得该为它们分别取个名字。生活在前比属刚果中部的“黑猩猩”,是倭黑猩猩,因为一般来说它们体型较小、体格稍瘦、两腿较长。一般的黑猩猩,在非洲分布较广,主要在赤道以北。然而,对这两种黑猩猩的行为,有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后,学者才恍然大悟,原来它们形态上并不起眼的差异,掩盖了生殖生物学上的重大差异。倭黑猩猩——现在叫波诺波猿——不像黑猩猩,倒像人,它们有很多种性交姿势,包括面对面式;两性都会主动挑逗对方,而非总是雄性主动;雌性并非只在“发情期”(排卵期)接纳雄性,几乎整个生殖周期都能性交;雄性之间、异性之间都能“结盟”,而不限于雄性。很明显地,那0.7%的遗传差异,已在性生理与行为上造成了重大的结果。在本章与下一章,我们会反复强调少数基因的重大后果。

前面的三个例子,显示比较解剖学足以解答物种关系的问题,根据遗传证据得到的结论,只不过证实了解剖学家早已发现的事实。但是DNA也可以解决解剖学无法解答的问题:人、大猩猩与黑猩猩的关系。如图1所显示的,人类与两种黑猩猩,有1.6%的遗传差异,相同的基因达98.4%。大猩猩的差异较大,与人或黑猩猩的差异是2.3%。

让我们在这儿稍作逗留,仔细咀嚼这几个数字的意义:

在我们的族谱上,大猩猩必然在我们与黑猩猩分家前,就分离出去了。我们最亲近的亲戚,是黑猩猩,而非大猩猩。另一方面,黑猩猩最亲近的亲戚,是人,而不是大猩猩。传统分类学将所有大猿放在同一分类类目中(“猿科”),为人单独另立一个类目(“人科”),好像人与猿之间有一不可逾越的自然鸿沟,对我们自居于“万物之灵”的“人本位”偏见,有推波助澜之功。现在呢?未来的分类学家也许可以用黑猩猩的眼光来处理高等灵长类的分类问题:把它们大致分为两群,一群包括三种黑猩猩(人加上另外两种黑猩猩),另一群包括其他的猿(长臂猿与红毛猩猩与大猩猩)。两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三种黑猩猩那群只不过有点儿高明而已。传统分类学将人与猿分别开来,不符合事实。

人与黑猩猩的遗传距离(1.6%),是两种黑猩猩的差异(0.7%)的两倍多,比两种长臂猿的差异小(2.2%)。红眼与白眼缘鹃是两种非常相似的北美鸟儿,也有2.9%的差异。我们的基因组中,98.4%的基因,都与黑猩猩的一样。举例来说,我们的主要血红素是红血球中携带氧气的分子,由287个氨基酸组成,与黑猩猩的一模一样。在许多方面,我们不过是第三种黑猩猩,对其他两种黑猩猩有利的,对我们也有利。我们看来与它们不同,是因为我们以直立姿态行走,脑子比较大,能说话,体毛稀少,有奇异的性生活,这些特征必然是我们基因组中那1.6%基因控制的。

要是物种间的遗传距离以固定速率累积,遗传距离就可当作运转正常的时钟。将遗传距离转换算成绝对时间(两个物种从最后一个共祖分化出来,到现在所经过的时间),我们得找到一对物种,一方面它们的遗传距离可以测量,另一方面它们有年代确定的化石可供参考。事实上,高等灵长类有两组独立的换算数据。一方面,根据化石记录,2000万年到3000万年前与猴分家,两者的DNA差异达7.3%。另一方面,红毛猩猩1200万年到1000万年前与其他大猿分化,DNA差异达3.6%。比较这两组数据可以发现:演化时间增加了一倍(从1200万年到2500万年),差异就增加一倍(从3.6到7.3)。因此,高等灵长类的DNA时钟,运转得相当稳定。



于是,希伯利和阿基斯特以那些换算尺度,估算我们的演化史。由于我们与黑猩猩的遗传距离(1.6%),是红毛猩猩与黑猩猩的一半(3.6%),因此我们与黑猩猩分别演化的时间,只是红毛猩猩与黑猩猩的一半(1200万年到1600万年的一半)。换言之,人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约600万年到800万年前分别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同样地,大猩猩与黑猩猩分化的时间,以及黑猩猩与波诺波猿分化的时间,我们都可以算出来,分别是900万年前与300万年前。你知道吗?我上大一时(1954年)的体质人类学教科书,说人与猿1500万年到1300万年前就分家了。因此,DNA时钟支持一个引起争议的结论,其他好几种分子时钟(例如蛋白质氨基酸序列、粒腺体DNA等)也得到同样的结论。每一种时钟都指出:人类最近才与黑猩猩分化,是个年轻的物种,比古生物学家过去所推测的年轻得多。



这些结果对于我们在动物界的地位,有什么意义?生物学家将现生生物分门别类,各从其类。分类系统是个层级体系:亚种、种、属、科、目、纲、门、界,一层比一层“笼统”。《大英百科全书》与我书架上所有生物学教科书,都说人与猿属于同一目(灵长目),同一超科(人超科),但不同科。人属于人科,猿属于猿科。希伯利和阿基斯特的研究会不会改变这个分类,视学者的分类哲学而定。传统的分类学家,将不同物种归入同一个较高层次的类目,使用的方法不免主观,因为得从诸多相似相异之处分别主次,找出重要的差异(相似),忽视其余。这样的分类学家,会因为人类拥有独特的功能特征(大脑与直立姿态),而为人类单独立一类目,希伯利和阿基斯特的结果不会改变他们的结论。

然而,另一个分类学派,叫做分支系谱学派,则认为生物分类应该遵循客观一致的程序,遗传距离或分化时间是惟一标准。所有分类学家都同意:红眼缘鹃与白眼缘鹃都是“缘鹃属”的鸟种:所有长臂猿都属于“长臂猿属”。然而这两个属的成员,彼此的遗传距离,却大于人与黑猩猩的,而且早就分化了。因此,人类就不可能独立成科,甚至不应独立成属,而应与另外两种黑猩猩归入同一属。可是根据动物命名国际公约,人属(Homo)这个属名比较早问世,因此人属这一属应有3个物种,除了人,还有黑猩猩、波诺波猿。由于大猩猩只不过更独特一些,因此它几乎可以算成人属中第四个物种。

即使分支系谱学派的分类学家,也免不了“人本位”偏见,他们对“人类与非洲大猿共处一个类目”的结果,想必也觉得是良药苦口、难以下咽。不过,一旦黑猩猩学会了分支系谱派分类学,或外太空来了个分类学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新的分类。

人与黑猩猩有哪些基因不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了解DNA(遗传物质)是做什么的。

我们的DNA大部分都没有功能,有的话,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它们也许只是“分子垃圾”:或者一个基因复制了好几份,其中一份继续发挥功能,其他的几份就无所事事充场面;或者是丧失了功能的基因。总之,它们没用,可是又无害,所以没被淘汰。我们的DNA有功能的部分,主要与合成蛋白质有关: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长链分子。有些蛋白质大部分身体结构都有,例如角蛋白(皮肤、毛发、指/趾甲)与胶原(结缔组织中的成分)。不过另有一群蛋白质,负责合成或分解身体里的分子,我们通称为瓷。DNA分子上的核苷酸顺序,是制造蛋白质的指令。因为根据DNA分子上的核苷酸,可以调动不同的氨基酸组成需要的蛋白质。DNA分子上有功能的部分,有些负责合成蛋白质,另外的就负责调节合成蛋白质的工作。

在我们的生物特征中,最容易以遗传机制来理解的,就是个别的蛋白质,以及制造那些蛋白质的基因。例如血红蛋白(前面已经提过,是我们血液中携氧气的蛋白质)包括两条氨基酸链,每一条都由一小段DNA(一个基因)负责制造。那两个基因除了制造血红蛋白中的氨基酸链之外,并没有其他观察得到的功能。而血红蛋白只有红血球才有。反过来说,血红蛋白的结构完全是由那两个基因决定的。不管你吃什么,有多少运动量,最多也是影响身体制造血红素的数量,不会影响血红蛋白的结构。

那是最单纯的情况。但是有些基因会影响许多观察得到的特征。例如“泰-萨二氏病”(Tay-Sachs disease)是一种致命的遗传疾病,有许多解剖与行为的症状:特别嗜睡、姿势僵硬、皮肤泛黄、头骨畸形发育等。科学家发现:所有那些症状都是因为一个由“泰-萨二氏基因”决定的酶,发生了变化才产生的。至于那一个酶怎么捅下那么大的娄子,科学家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个酶在许多身体组织中都有,广泛地参与了许多细胞成分的分解,难怪一旦改变了,会产生那么多症状,最后让病人送命。不过有些身体性状是由许多基因共同控制,例如身高,环境因素也扮演了一些角色,例如发育阶段的营养状况。

负责制造已知蛋白质的基因,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对它们的功能也很清楚。不过对涉及复杂性状、特征(例如大部分行为)的基因,却所知不多。像艺术、语言或暴力等人类特色,绝对不可能只由一个基因负责。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异,明显地受环境的强烈影响,基因扮演的角色一直受到争议。不过,黑猩猩与人的行为差异,倒可能涉及遗传差异,虽然现在还无法具体指出哪些基因牵涉在内。举例来说,人类能说话,黑猩猩就不能,控制声带构造与大脑神经网络的基因,必然是关键。曾有一对心理学家,收养了一头黑猩猩婴儿,与自己的新生儿一起抚养。他们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吃、喝、穿、住都一样,以及同样的“教育”。结果,黑猩猩婴儿长大了,不会说话,也不能像人一样,直立走路。但是一个人长大后说什么语言,英语还是汉语,就不是基因决定的,孩子发育期间的语言环境,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能说一口流利的美语,已经不是新闻,不必再举例了。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之后,让我们再回头讨论人类与黑猩猩那1.6%的遗传差异。我们知道制造主要血红素的基因并没有改变,其他的基因有一些有很小的变化。人类与黑猩猩都有的9种蛋白质,共由1271个氨基酸组成,其中只有5个彼此不同:一个出现在肌球蛋白,一个在次要血红素的丁链上,3个在一种酶上(carbonic anhydrase,碳酸酐酶)。但是,第二章到第七章我要讨论一些人与黑猩猩的重大功能差异,如脑容量、骨盆、声带、生殖器的构造、体毛、女性月经周期,以及停经等。它们由哪些基因负责,我们还没有头绪。上面提到的5个氨基酸差异,不可能造成那么重大的后果。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DNA盘踞着大量“垃圾”;我们与黑猩猩那1.6%的遗传差异中,也有垃圾:我们与黑猩猩的重大功能差异,是那1.6%中的一小部分造成的。

总之,我们的DNA中,只有极小比例的基因在演化过程中改变了,其中一些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了重大功能影响。并不是所有的基因变化都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因为大部分氨基酸,至少可以由两种核苷酸顺序决定。因此,DNA上的核苷酸变化——“突变”——如果不影响对应的氨基酸,就等于没有变化,学者叫做“沉默的”突变。即使突变不沉默,真的造成对应氨基酸的变化,蛋白质的功能会不会因此改变,仍是个问题。有的氨基酸,化学性质相似,互换后不影响蛋白质的功能。若不是处于“敏感”地位的氨基酸,即使被性质差异很大的氨基酸替换了,也不会有了不得的后果。

但是,蛋白质上决定功能的部分,若有一个氨基酸被性质大不相同的另一个氨基酸替换了,就可能造成明显的后果。例如镰刀形红血球贫血症,是可能致命的基因疾病,病人的血红素不正常,只是因为血红素287个氨基酸中,有一个被性质大不相同的另一个氨基酸替换了。原来病人的DNA上,对应那个氨基酸的3个核苷酸,有一个发生了变化(点突变)。原来的氨基酸带负电,取代它的不带电,血红素分子的电荷因此改变了,生化性质也就随之变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些基因或DNA上哪些核苷酸段落,造成区别人与黑猩猩的差异,可是我们有许多例子演示了“一两个或几个基因突变造成的巨大冲击”,“泰-萨二氏基因”突变后造成许多重大而明显的症状,是其中之一。一个基因突变,改变了一个酶,居然产生了多方面的后果,进而夺人性命。一个基因突变,可以使同一物种的成员分别开来(病人/正常人)。有密切亲缘关系的物种呢?最好的例子是丽鱼。在东非的维多利亚湖,大约有200多种丽鱼,这种鱼是淡水鱼,在水族馆常见。根据学者研究,维多利亚湖的丽鱼,都是从20万年前的祖先种演化出来的。那200多种丽鱼,按照栖境来分类的话,可以找到老虎与乳牛的差别:以藻类维生的,捕食其他鱼的,咬碎蜗牛的壳吃里面的肉的,吃浮游生物的,捕食昆虫的,还有能将其他鱼的鳞片一点一点咬掉的,甚至专门捕食孵卵母鱼身旁胚胎鱼的。然而它们的平均遗传差异,只有0.4%。也就是说,使虎型摄食习惯转变成牛型习惯所需要的基因突变,甚至比把黑猩猩变成人的还要少。



新的遗传证据,除了涉及分类学的技术问题之外,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吗?也许最重要的,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猿在宇宙中的地位。有名为万物之母,名字不只是技术细节的代号,还反映并创造态度。(你若不信,今晚请试试用“亲爱的”或“死猪”称呼你的另一半,记得要用同样的表情和语气。)新证据并不规定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人与猿。但是,新证据可能会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发挥了这样的影响,我们可能还要花上许多年才能把态度调整过来。在可能受到影响并产生争议的领域中,我只讨论一个例子:我们利用猿的方式。

现在,我们认为动物(包括猿)与人之间,有根本的分别,我们的伦理规范与行为以这个分别为准则。举例来说(我在本章开宗明义,已经提过),我们可以将猩猩关进动物园的笼子里,公开展览,可是不能那么对待人。我常常想,要是动物园黑猩猩的笼子边上,分类名牌上注明的是“人属”的话,观众会有什么感受。然而,要不是公众在动物园里油然生出对猩猩的同情,保护野生猩猩的募款活动,也许不会得到热烈的社会响应。

我也提到过,我们以黑猩猩做医学实验,既没征求它们同意,实验有时还有致命风险,可是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问题。换了人,就不可以。而以黑猩猩做实验,正是因为它们与人在遗传上非常相似。它们会感染许多人类的疾病,它们的身体对病媒的反应也与人相似。因此,以黑猩猩做实验,比用其他动物更能得到有用的资料,增进人类的医疗福利。

这一伦理抉择,引发的问题更棘手,把猩猩关进动物笼子里,相形之下,还不算什么。因为我们将成千上万的人类罪犯关进牢里,已是例行公事。可是动物医学实验却没有“人类版本”。我们不是不知道:在人类身上做致命的实验,能得到更有价值的资料,用黑猩猩怎么也得不到。然而纳粹集中营医师以人类做实验,却受到各界的批评,认为是纳粹暴行中最可怕的罪行。为什么黑猩猩就可以?

要是所有的生物,从细菌到人,可以排成一长列,我们必须决定在哪儿“杀”变成“谋杀”,“进食”变成“自相残杀”。大多数人将这条界线划在人与所有其他生物之间。不过,有不少人吃素,任何动物都不吃,可是吃植物。还有一小撮声音越来越大的人(属于为动物争权利的阵营)反对动物实验,或者说,反对以某几种动物做实验。主张动物权的人士,对猫呀狗呀或者灵长类,特别来劲,不怎么过问老鼠,而且一般而言,不为昆虫和细菌发言。

要是我们的伦理规范,在人与所有其他生物之间划下一条毫无道理的界线,那套规范摆明了就是私心作祟的产物,丝毫不含高尚的情操。要是我们的伦理规范,强调的是智慧、社会关系与感觉痛苦的能力,就很难在所有的人与所有其他生物之间,划下一条界线。那样的话,以不同的物种做实验,就要受不同的伦理规范监督。与我们有亲近遗传关系的物种,能不能享有特别权利呢?也许为它们大声疾呼的人士,也是出于私心,只不过戴上了新的面具。可是基于我刚刚提到的那些考量(智慧、社会关系与感觉痛苦的能力等),我们可以提出客观的主张,让大猩猩、黑猩猩享有“最惠物种”待遇。目前医学研究使用的动物中,要是有任何一种,我们可以合理地为它们申请保护令,不让它们再接受医学实验,那一定就是黑猩猩了。

动物实验造成的伦理困境,被黑猩猩搞得更严重,因为黑猩猩是濒临绝种的动物,医学研究不仅牺牲个体,还威胁了群体(物种)的命运。医学研究并不是威胁野地黑猩猩族群的惟一因素;栖境的破坏与动物园的需求,才是主要的威胁。但是研究的需求已构成相当程度的威胁,这就够医学界反省的了。还有其他的考量,使我们的伦理困境更显得阴郁:活捉一头黑猩猩,再将它送进医学实验室,整个过程中,平均起来会死好几头野生黑猩猩(往往是跟着母亲的幼仔);保护野地黑猩猩族群,生物医学科学家没出过什么力,虽然那么做怎么说都符合自己的利益;用来作研究的黑猩猩,往往没有受到人道的待遇。我第一次遇见供医学研究的黑猩猩,是在美国国家卫生院,它被注射了慢性的致命病毒,单独关在室内的笼子里好几年,连个玩具都没有,一直到死。

人工繁殖黑猩猩供研究用,可以逃避危害野地黑猩猩族群的指控,可是仍然无法突破困境。19世纪美国禁止从非洲(或海外)输入黑奴,于是就有人贩售美国黑人的子女当奴隶,那可以接受吗?为什么可以用Homo troglodytes(黑猩猩)做实验,就不能用Homo sapiens(人)?反过来说,要是一个孩子得了有致命风险的病,我们正在以黑猩猩研究那种病,我们如何向孩子的父母解释:他们孩子的命,比不上黑猩猩重要?到头来,我们大众得做这些痛苦的抉择,而不是科学家。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看待人与猿的观点是关键。

最后,改变我们对待猿的态度,也许是决定野地黑猩猩命运的关键。现在,它们的生命面临严酷的考验,特别是它们在非洲与亚洲的雨林栖境正遭到空前的破坏,它们被合法、非法地捕捉与猎杀。要是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不出20年,高山大猩猩、红毛猩猩以及几种长臂猿,只能在动物园看到了。要是我们以第三种黑猩猩的立场,决定救助另外两种黑猩猩,那么富裕国家的同胞,必须挑起主要的财务担子。从猿的观点来看,我们最近才搞清楚的“三种黑猩猩的故事”,其发挥的最重要功能,是决定我们面对那笔预算的态度。





第二章 大跃进


我们与黑猩猩弟兄分家之后,足足有几百万年,不过是一种经营特殊生计的黑猩猩罢了。直到4万年前,西欧仍住着尼安德特人,他们是原始人群,对艺术与进步没什么概念。然后变化发生了,急遽而突兀——形态与我们完全一样的现代人在欧洲出现,艺术、乐器、灯具、贸易与进步随之而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尼安德特人就消失了。

欧洲发生的那场“大跃进”,也许是前几万年中东与非洲发生的类似事件的结果。不过,即使几万年,在我们的独立演化史上,也微不足道,连1%都不到。可是如果要我回答“我们是什么时候变成人的?”我的答案是:从大跃进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人了。那一刻之后,不出几万年,我们便驯化动物,发展农业与冶金技术,并发明了文字。那时只消再进一小步,人类便创造出了一连串代表文明高峰的里程碑,拉开了其他动物与人类之间本来就像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德国达豪集中营的犹太人焚化炉、盟军轰炸德雷斯顿。

本章的主题是:我们急遽而突兀地拥有了“人性”这个事实。怎么可能?为何那么迅速?尼安德特人最后的命运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没能跨出那一步?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相会过吗?果然如此的话,他们如何相处?

了解“大跃进”并不容易,讨论也难。直接证据是化石骨骼与石器的技术细节。考古学家的报告充满了外行人不易理解的词汇,例如“枕骨横结节”、“退缩的颧弓”以及“夏特贝红式厚背刀”。我们真正想了解的,是各种形态祖先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人性”,反而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只能从骨骼与石器的技术细节推断。大部分证据都已经散失了,考古学家对出土的证物也有不同的解读。由于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已出版了许多专著,讨论骨骼与石器的细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参考。笔者强调的是从骨骼与石器所作的推论。



讨论人类演化,得先对地球生命史的轮廓,有正确的认识。生命在地球上,几十亿年前就出现了;恐龙大约在6500万年前灭绝。我们的祖先,大约在600万年到1000万年之间才与黑猩猩、大猩猩分家,走上独立的演化道路。因此,人类的自然史只是地球生命史上的一小节,微不足道。科幻影片有时出现史前人类逃避恐龙的情节,那是地道的科幻,根本与事实不符。

人类、黑猩猩、大猩猩的共祖,生活在非洲,直到现在,黑猩猩与大猩猩仍然还是非洲的“土著”。我们也在非洲生活过几百万年。起初我们的祖先也只不过是一种猿,但是一连串变化,使我们的祖先朝现代人类的方向演化。第一个变化大抵发生在400万年前,根据化石,那时人类祖先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以直立的姿态行走。相对地,大猩猩与黑猩猩只是偶尔直立行走,平常四肢齐用。直立姿势让双手解放出来,可以做其他的事,结果双手制作出工具为人类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个变化发生在300万年前,人类家族分化成两个支系。为了理解这个变化的意义,我们得知道: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两个动物种,必须扮演不同的生态角色,而且通常不杂交。举例来说,在北美洲,郊狼与狼很明显是亲缘密切的物种,生活在同样的地区(后来美国的狼几乎灭绝了,这是后话)。可是狼体型较大,以猎杀大型哺乳类维生。如鹿与驼鹿,而且往往成群出没。郊狼体型较小,猎杀对象是兔子、老鼠之类的小型哺乳类,通常成对或小群体行动。一般而言,郊狼只与郊狼交配,狼只与狼交配。相对地,今天每一个人类族群,只要与另一个族群有广泛地接触,就会通婚。现代人类的生态分化,是幼年教育的产品:没有哪一群人天生就尖牙利齿擅长猎鹿的,也没有一群人天生一副适于嚼食植物纤维的牙口,以草莓维生,拒绝与猎鹿人婚配的。因此所有现代人类都属于同一个物种。

不过,人类在演化史上,也许有两次分裂成不同的物种,像郊狼与狼一样。最近的一段,也许发生在大跃进的时候,我后面会讨论。比较早的那次,大约发生在300万年前,当时人类家族分化为两个支系:一个支系是头骨粗壮、颊齿巨大的粗壮南猿;另一个支系,是头骨纤细一点、牙齿也较小的非洲南猿。非洲南猿后来演化出脑容量较大的“巧手人”。不过,代表“巧手人”的化石,无论脑容量还是牙齿尺寸,内部的歧异都很大,因此有些专家主张“巧手人”化石中有两个物种的标本。也就是说“巧手人”有两种,一种是“巧手人”,另一种是神秘的“第三种”。这么一来,到了200万年前,世上至少已有两个甚至三个“原人”种。

使我们祖先越来越人模人样的第三个大变化(也是最后一个),就是使用石器的习惯。这是人类主要的特征,可是在动物界已有原型(先例):啄木鸟、埃及秃鹰与海水獭,分别演化出使用工具捕捉或处理食物的能力,不过它们不像人类那么依赖工具。珍妮·古道尔是第一个发现黑猩猩会使用工具的学者,它们有时使用石头,但还不到搞得环境中遍地都是石器的地步。但是250万年之前,东非的“原人”栖息地已出现大量粗糙的石器。当时有几个“原人”种,制造石器的是哪一种?也许是头骨构造比较纤细的物种,因为它们的演化史从未中断,而石器也继续演化。

人类的族谱



图2 我们族谱上几种支系已经灭绝,包括属于粗壮种南猿、尼安德特人以及很可能被粗略地认为是第三种原人和与尼安德特人同时代的亚洲人群的那些支系。巧手人的一些后代存活下来进化成了现代人类。为了按照不同的名字辨认出代表这一路线的化石变化,稍有任意地将他们划分为巧手人,直立人(始于大约170万年前),古智人(始于大约50万年前)。

今天世界上只有一种人,两三百万年前却有两三种,因此其中一两种必然灭绝了。当年哪一种人是我们的祖先?进入演化坟场的又是哪些种?在什么时候?头骨形态纤细的巧手人是赢家?他们继续演化,体型增大,脑容量增加。到了170万年前,他们的形态变化,令分类学家觉得有必要为他们另取一个新的物种名:直立人(Homo erectus)。(“直立人”这个物种名与化石,在现代古人类学成熟之前就已经问世,请读者不要误会,以为这时人类祖先才开始直立行走在大地上。)粗壮南猿120万年前左右灭绝,“第三种”原人(要是真的存在的话)那时必然也灭绝了。至于为什么直立人存活下来,而粗壮南猿灭绝了,我们只能猜测。可能的理由是:粗壮南猿竞争不过直立人,因为直立人的食物包括了动植物资源。直立人的石器与大脑使他们能有效地利用植物资源,而粗壮南猿却只依赖植物资源维生。也有可能直立人扮演了更直接的角色,将兄弟物种推入灭绝的深渊:宰了他们吃肉。

上面讨论的发展,全在非洲发生。最后,直立人是非洲演化舞台上的惟一“人”口。到了100万年前,直立人终于跨出了既有的舞台。他们的化石与石器开始在中东、远东(爪哇人与北京人的化石都是直立人的标本)与欧洲出现。直立人继续演化,脑容量增加,头骨越来越圆。大约50万年前,有些祖先的长相,学者认为与早期的直立人已有差别,而与我们十分相似,所以称他们为“智人”,不过他们的头骨仍比我们的厚,眉上脊显著得多。

不熟悉人类演化细节的读者,也许会以为“智人”一出现,就发生了“大跃进”。50万年以前,人类终于彗星式地登上“智人”地位为地球史揭开了灿烂的一页,艺术与精巧的技术终于要为原来的沉闷世界添上新妆。不是吗?不是。原来“智人”的出现根本算不上什么历史事件。洞穴壁画、房子、弓箭,还得再过几十万年才出现。石器也没什么变化,同样的玩意直立人已经使用了100万年了。“智人”较大的大脑,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在非洲以外的世界,搜不出什么了不得的名堂,他们留下的文化遗迹,只反映了细微的文化变迁。事实上,如果硬要举出一例代表重大进展的发明,大概只有“控制火的能力”可以考虑。学者在北京人遗址中就发现了灰烬层,其中有烧焦的骨与炭化的树枝。即使这把火是人类有意点燃、维持的,而不是雷击意外产生的,那也是直立人的业绩,而不是智人的。

智人的出现,印证了第一章讨论过的谜:我们登上人性殿堂的过程,并不反映遗传变化的脚步,两者没有如影随形、如斯响应的关系。早期智人的体质比文化演进得快。那时若要第三种黑猩猩构思出梵蒂冈西斯廷教堂中的壁画,还得给他一些重要的素质。



从直立人到智人这150万年间,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呢?这一段期间残存下来的工具都是石器,可是那些工具,与大洋洲的一些族群、美洲土著及其他现代“石器时代”族群制作的精美磨制石器比起来,说它们很粗糙,都算是客气的。早期的石器,形状与大小都有很大的变异范围,所以考古学家为不同的石器取了不同的名字,例如手斧、砍器、劈器。可是这些名字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些早期石器并没有一致的形制与功能,与后来克罗马侬人(形态与我们完全一样的智人)遗留的针或矛不可比拟。石器上遗留的使用痕迹,显示它们是用来处理肉、骨、兽皮、木头以及树木非木质部分的。但是不论大小与形式,任何石器都没有固定的功能。考古学家为石器取的名称,可能只是在连续的大小与形式里,任意划分出的单位,而不是石器制作人的本意。

那一段期间的“负面证据”也值得注意。大跃进之后出现的许多工具,在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工具里从来没有过。没有骨器,没有结网的绳索,没有鱼钩。所有的早期石器,可能都是直接拿在手里使用,没有证据显示它们曾装在其他器材上以方便着力,增加力道,例如斧头。

我们的早期祖先用那些粗糙的工具处理什么食物?他们又怎样取得食物呢?对这个问题,过去的人类学教科书通常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人类自古就是猎人”。书上会说,狒狒、黑猩猩,还有一些灵长类,偶尔会猎杀小型脊椎动物,但是现代的“石器时代”族群(例如南非的“布须曼”人)经常猎杀大型动物。根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克罗马侬人也一样。因此我们的早期祖先的食物中也有肉,考古家发现过动物骨上的石器遗痕,以及石器上的切肉痕迹。可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早期祖先干过多少猎杀大型动物的勾当?猎杀大型动物的技术是在那150万年间逐渐改进的,还是在大跃进之后猎杀大型动物才变得比较重要?

过去的人类学家会回答:人类长久以来就是成功的大型动物猎人。主要的证据是三个50万年前的考古遗址。第一个是中国河北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那里发现了北京人化石(一种直立人),还有石器及许多动物的骨骼;另外两个遗址在西班牙,出土了石器与大象之类的大型动物骨骼。通常学者都假定:制作那些石器的人,杀了那些动物,然后把尸体带回遗址处理,并在那里吃掉。但是三个遗址中都有鬣狗的化石与粪便,那些动物遗骨也有可能是它们干的好事。西班牙的遗址是露天的,那里发现的动物骨,比较像今天非洲水坑旁发现的,而不像人类猎人营地的残迹。死在水洞旁的动物,尸体会遭到水浸、其他动物的践踏,以及不同腐食动物的“清理”。

因此,虽然早期人类的食物中有肉,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平常吃多少肉,也不知道他们吃的肉是打猎得来的,还是其他猎食动物残留的。直到很晚以后——大约10万年前——我们才有比较可靠的证据,可以讨论人类的狩猎技术。很明显地,那时人类狩猎大型动物的本领,实在不怎么样。因此50万年前以及更早的猎人,必然更不能领教了。

“人类自古就是猎人”这个神话似乎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已经根深蒂固,因此我们很难放弃一些随之而来的想法。今天,射杀一头大型动物被当作男性气概的最高表现。男性人类学家特别容易强调猎杀大型动物对人类演化的关键影响。狩猎大型动物使原始男人合作,促使语言与大脑发展,成群行动,分享食物。男性狩猎大型动物,甚至还影响了女性的性行为:女性压抑了每月排卵的外显征象(黑猩猩的非常明显),不然的话,男性陷入性竞争的狂乱中,就不能合作打猎了。

70年代有一些讨论人类演化的通俗著作,将“人类自古就是猎人”这个观点夸张到奇怪的地步。例如《非洲创世纪》的作者罗伯特·阿德里,甚至认为一个基因的突变就可以把人变成猎人,使人类走上一条崭新的演化道路。

西方的男性作家与人类学家夸大了狩猎的意义,可是他们并不孤单。在新几内亚,我和真正的猎人一起生活过,他们最近才脱离“石器时代”。在营火畔,他们会谈论每种他们狩猎的动物,那些动物的习性,以及最好的狩猎方法。他们乐此不疲,可以持续几个钟头。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论,你会以为他们每天晚餐都有新鲜的袋鼠肉吃,每天除了打猎啥事也不做。事实上,要是你仔细追问详情,大多数新几内亚猎人会承认:他们一辈子也不过打了几头袋鼠而已。

仍然记得我在新几内亚高地的第一个清晨,我与12个土著一同出发,他们都是男性,带着弓箭。我们走过一株倒地的树,突然间有人发出了兴奋的喊叫,大家都围着那树,有人拉开了弓,其他人朝着那堆枝叶丛挤上前去。我以为会有一头愤怒的野猪或袋鼠冲出来攻击人,就四处找爬得上去的树躲避。然后我听到了胜利的欢呼,从那堆枝叶丛中走出了两位强壮的猎人,手里高举着猎物。原来是两只雏鸟,还不怎么会飞呢,一只连10克都不到。那一天的其他收获,包括几只青蛙,以及一些香菇。

大多数现代采集-狩猎族群,使用的武器比早期智人精良多了。可是人类学家发现他们主要的热量来源,是妇女采集回家的植物食物。男人捕杀兔子,或其他绝对不会在谈论时提到的小动物。偶尔,男人会打到一头大型动物,而大型动物的确是他们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但是只有在北极地区,大型动物才是家里的主食——那里植物资源稀少。而直到最近几万年,北极才有人类生活。

我猜狩猎大型动物要到形态与我们完全一样的人(现代人)出现后,才开始对我们的饮食需求有一些贡献。许多人相信人类独特的大脑与社会是狩猎的演化结果,我很怀疑。直到最近,我们的祖先都还不是有效率的猎人,不过是拥有特殊技巧的黑猩猩罢了,会使用石器取得、准备食物,而主食是植物与小动物。偶尔,人的确捕获一只大动物,然后就会不停地重述关于这一稀奇事件的故事。



在大跃进前夕,旧世界至少有三种不同的人类族群,在不同的地区生活着。他们是最后的“原始人”,后来在“大跃进”的时候被现代人取代了。那些原始人中我们先讨论尼安德特人,因为他们的形态我们了解得最清楚。

尼安德特人住在哪里?什么时候?他们的地理分布,从西欧到位于欧洲东部的俄罗斯南部与中东,直到中亚的乌兹别克(近阿富汗边界)。1856年,采石工人在德国尼安德谷中发现了一些人骨,次年由波恩大学的解剖学家向科学界公布,此后,研究古人类化石逐渐成为一门正式的学问,“尼安德特人”这个名称,也在学界确立。(“尼安德”在德文中的意义是“新人”,“特”是“谷”的意思。)其实在1856年之前,已经有一些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出土。至于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是定义的问题了,因为有些比较古老的化石,已经出现了尼安德特人的特征。典型的尼安德特人,13万年前就出现了,可是大多数尼安德特人的标本,都生存在74000年前之后。虽然他们的起源年代,还有讨论的余地,他们却是突然消失的:4万年前左右。

尼安德特人生存的年代,欧洲与亚洲都笼罩在更新世最后一次大冰期中。他们必然能够应付严寒的气候——但是也有限度,不列颠南部、德国北部、基辅与里海之北,就不见他们的踪迹。西伯利亚与北极地区,要等到现代人出现之后,才有人迹。

尼安德特人的头骨,有非常特殊的形态特征,要是尼安德特人还活着,他就算穿戴名牌,走在城市街头,见到他的人(同是“智人”)仍然免不了大惊失色。想象一下将现代人的脸部转变成软的黏土,用钳子夹住从鼻子尖部到下巴之间的脸部的中央,然后将整个脸部中央往前拉,然后让它重新变得坚硬起来。这样一来人们将会对尼安德特人的外表有所了解。与现代人比较起来,他们的头骨,前后轴线较长;他们的面孔,从鼻梁到下颚都往前突出,眼眶上缘也非常突出,但是眼窝很深。他们的额头低且后倾,也没有下巴颏。尽管尼安德特人的头骨有那么多“原始”的特征,他们的平均脑容量,却比现代人还多10%。

检查过尼安德特人牙齿的牙医师,也会大吃一惊。成年的尼安德特人,门齿朝外的那一面,磨损得非常厉害,现代人的门齿上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磨痕。这种特殊的磨损,显示尼安德特人把门齿当工具使用,但是做什么呢?一个可能是:尼安德特人以门齿当老虎钳之类的“夹具”,我的孩子就会用嘴咬着奶瓶,空出双手,做些淘气事。另一个可能是:尼安德特人以门齿处理动物毛皮制作皮革,或用门齿处理木材制造工具。

虽然今天尼安德特人穿戴名牌后会引人注目,他若穿上运动装或游泳裤,会更令人目瞪口呆。他们的肌肉比我们发达得多,特别是肩膀与颈子,大概只有我们的健美先生才有那个水准。他们的肢骨很粗,骨壁很厚,所以经得起那么发达的肌肉拉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尼安德特人的四肢粗短,主要因为前臂与小腿所占的比例比我们的小。甚至他们的手都比我们的有力得多,与他们握手得防着别给捏碎了骨头。虽然他们的平均身高只有163厘米,可是体重却比同样身高的现代人重9公斤——那可不是小腹中的肥油,而是肌肉,强有力的肌肉。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可能还有一个解剖学的差异,已有学者对那个差异提出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那个差异是否确实存在,更无法确信学者的解释是否正确。那就是女性的骨盆。尼安德特人的骨盆比较宽,也许胎儿因此可以在子宫中多发育一段时间,等到比较成熟才出生。果真如此,尼安德特人的怀胎期可能是12个月,而不是我们的9个月。【2】

除了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化石,还有他们遗留的石器,是我们认识他们的主要资料。正如我描述过的早期人类石器,尼安德特人的石器也可能是简单的手持工具,没有柄之类的辅具。那些工具也没有特殊的功能类型。没有定型的骨器,没有弓,没有箭。某些石器无疑是制作木器用的,只是木器很少发现,因为都腐朽掉了。惟一的一件,是一根长达2.5米的尖矛,那是在德国的一个考古遗址发现的,它插在一头长毛象(已灭绝)的肋骨间。尽管那是个“成功”的例子,尼安德特人可能在大型动物狩猎上没有突出的斩获,因为从他们遗留的遗址数量判断,尼安德特人的人口密度比后来的现代人低,而且与尼安德特人同时代的早期现代人,在非洲也没什么出色的狩猎表现。

在大众的文化想象中,尼安德特人一直与“穴居人”、“洞穴人”牵扯不清。那个印象是因为许多尼安德特人的遗址都在洞穴中发现。其实露天遗址比较容易遭到破坏。因此尼安德特人是“穴居人”的印象可能并不正确。我在新几内亚留下过上百个营地遗址,其中只有一个在洞穴中。我遗留的物事,那里最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未来的考古学家若发现了那个洞穴,会不会也认为我是个“穴居人”呢?尼安德特人必然会搭建遮风避雨的“建筑”,但是那些“建筑”必然简陋得很——遗留下来的,只是几堆石头、一些柱洞,与克罗马侬人的复杂建筑遗迹,难以比拟。

克罗马侬人还有许多重要特色,尼安德特人没有,例子不胜枚举。尼安德特人没有留下真正的美术品。他们在寒冷的气候中,必然有御寒的衣物,但是他们的衣服一定很粗陋,因为他们没有针或其他缝纫技术的证据。他们显然没有船,因为地中海的岛屿上没有发现过他们的遗迹,甚至北非都没有,他们从西班牙只要跨过14公里宽的直布罗陀海峡就可登陆了。没有陆路远距离贸易:尼安德特人制造石器的石材,在遗址四周几公里的范围内就可找到。

今天,不同区域的不同族群有文化差异,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今天每一个人类社群,建筑、家具以及艺术,都有各自的风格。如果有人呈现给你筷子、吉尼斯啤酒杯和一个吹箭筒,请你将每件物品与中国、爱尔兰和婆罗洲联系起来,你将会毫不费力给出正确答案。可是尼安德特人没有什么地域性的文化差异可言,在法国与俄罗斯发现的石器,看来非常相似。

我们也认为文化进步是理所当然的。从罗马人的别墅、中世纪的古堡以及今天城市的公寓中,会找到明显不同的器物。到了公元2000年,我的儿子会以非常惊讶的眼光,审视我在50年代使用的计算尺:“老爸,你真的那么老吗?”但是1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工具,与4万年前的看来没什么基本的差别。简言之,尼安德特人的工具,在时空中都没有变化,因此缺乏人类最重要的素质——创新。一位考古学家做过很中肯的评论:尼安德特人有漂亮的石器,却是愚蠢的工匠。尽管尼安德特人的脑子很大,仍然有“缺少一点点”的遗憾。

做过祖父母的人,在尼安德特人中一定也少得很,也就是说他们很少有人做过“老人”。他们的骨骼显示:大多数人三十好几四十出头就死了,没有超过四十五岁的。在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要是没有人活得过四十五岁,试问集体的经验如何累积,智慧如何传递?

尼安德特人“不是人”的方面我已经谈得够多了,可是有三个方面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们的“人性”。第一,几乎所有保存良好的尼安德特人洞穴遗址,都有一小块地方有灰烬与烧焦的木材——简单的火坳。因此,虽然几十万年前北京人可能已经知道用火,但是尼安德特人才给了我们可靠的证据,显示用火已是例行公事。此外,尼安德特人或许也是第一个有埋葬习俗的人类。不过学者仍在辩论,至于埋葬习俗是否意味着宗教,就更引人遐思了。最后,尼安德特人会照顾伤残老弱。仔细检查他们的骨骼,可以发现:年纪大一点的尼安德特人,大多数身上带着严重的伤病,例如萎缩的手臂、愈合的断骨(可是并未正确接合,病人因此残废)、牙齿脱落、严重的骨关节炎。除非受到年轻人的照顾,不然那些残废老人不可能还活着。在我列举出一长串尼安德特人“不是人”的特征后,我们终于在这一种奇异的冰河时代生物身上,找到了一些东西,令我们对他们产生了一丝物伤其类的同情。尼安德特人,形态上接近人,精神上还不是人。

尼安德特人与我们是同一个物种吗?那得看我们能不能与尼安德特人交配生孩子,即使能生孩子,孩子也得有生育能力才成。还有,即使没有生理障碍,也得看我们有没有意愿。这是科幻小说家喜欢的题材。许多科幻小说的广告词这么写道:“有一个探险队闯入了非洲深处一个与世隔绝的幽谷中,谷中住着一个原始人部落,相貌原始得可怕,仍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他们与我们是同一物种吗?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可是那一群无畏的(男性,当然)探险家中,谁愿意献身做这个实验呢?”此时,在那些啃骨头的洞穴女人中,出现了一个“美人”,她不但美丽,而且性感,散发着原始的诱惑。所以现代读者会觉得那位探险勇士的困境是可信的:做呢?还是不做?那真是个问题。

信不信由你,类似的实验事实上发生过。就在4万年前,大跃进的时候,而且发生了好几次。



我说过,10万年前旧世界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人类族群,分别住在各地,欧洲与西亚的尼安德特人不过是其中之一。东亚发现的一些化石,已足以显示那里的人不是尼安德特人,也不是我们现代人。但是由于发现的化石并不多,我们无法详细描述这些亚洲人。与尼安德特人同时代的人,我们知道得最清楚的,是生活在非洲的那群。在头骨形态上,他们有些简直与我们现代人一个模样。那么,我们是不是10万年前在非洲演化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分水岭呢?

答案仍然是——不是!意外吧?!这些模样现代的非洲人,制作的石器与模样不现代的尼安德特人的非常相似,因此我们称他们为“中石器时代非洲人”。他们仍然没有定型的骨器、弓箭、(鱼/鸟)网、鱼钩、艺术品,各地的工具也没有表现出文化差异。这些非洲人尽管身体非常“摩登”,仍然缺了点什么,因此没有十足的“人味”。我们再一次面临了同样的困惑:摩登的骨骼(因此可以假定基因也是摩登的),不足以产生摩登的行为。

人类演化了几百万年,我们的祖先平常以什么果腹?我们掌握的直接证据并不多。可是南非发现了一些洞穴,10万年前有人类居住过。这些洞穴提供了详细信息,让我们有机会知道当时的饮食内容。类似的信息,没有更早的了。我们对那些洞穴那么有信心,是因为洞穴里到处都是石器、兽骨,兽骨还有石器砍、砸、切的痕迹,还有人骨。可是几乎没有肉食兽(例如鬣狗)的骨骼。因此,洞穴中的动物骨骼,是人带进去的,而不是鬣狗之类的野兽。动物骨骼中,还发现了海豹、企鹅,以及笠贝等软体动物。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还有证据,显示中石器时代的非洲人懂得利用海边的生物资源。他们是科学界知道的最早这么做的人类族群。不过,鱼或海鸟的遗骨,洞穴里发现的极少,无疑那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鱼钩以及捕捉鸟兽的网。

洞穴中的哺乳类骨骼,包括不少体型中等的物种,其中以南非大羚羊数量最多。令人瞩目的是:洞穴中的大羚羊骨骼包括各种年龄的个体,好像是一整群大羚羊都给捉来吃了。起先,南非大羚羊在猎人的斩获中占那么高的比例,让学者非常惊讶,因为当地10万年前的环境,与现在的大体一样,而今天大羚羊在当地是最不常见的大型动物。当年猎人能捕获那么多大羚羊,成功的秘诀可能是:大羚羊是驯良的动物,对人并不危险,而且容易成群驱赶。因此学者推测猎人时不时地设法驱赶整群大羚羊,让它们冲向悬崖。结果全部跌下深谷。所以在猎人的洞中才会发现各种年龄的大羚羊遗骨,就像他们猎杀了一整群大羚羊一样。相对地,比较危险的猎物,如南非野牛、猪、象、犀牛,呈现的情况便截然不同。洞中的野牛骨,主要是幼年或老年的,至于猪、象、犀牛的骨骼,根本绝无仅有。

所以我们可以把中石器时代的非洲人看成大型动物猎人,不过他们很少那么做。他们或者对危险的物种敬而远之,或者只针对老弱病孺下手。那些选择显示猎人非常谨慎,而且理由充分,因为他们的武器只有刺矛,没有弓箭。除了喝番木鳖碱调制的鸡尾酒以外,拿根长矛挑战成年犀牛或南非野牛,在我看来,最能达到找死的目的。即使驱赶大羚羊上悬崖,也不见得常常成功,因为南非大羚羊还没灭绝,继续在猎人身边长伴左右。我怀疑中石器时代的非洲人不是很高明的猎人,他们与早期的祖先和现代的石器时代族群一样,以植物与小型动物为主食。他们当然比黑猩猩高明多了,但是比起现代的布须曼人或俾格米人,就太逊色了。

综上所述,10万年前到5万年前的人类世界,大概是这样的:北欧、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大洋洲的岛屿以及整个美洲,仍然杳无人迹。欧洲与西亚住着尼安德特人;非洲,那里的人形态上越来越像我们现代人;在东亚还有一些人类,从仅有的零星资料看来,形态既不像尼安德特人,也不像非洲的人。这三个族群至少一开始的时候,工具、行为与有限的创新能力,都非常原始。那就是大跃进发生的背景。这三个族群中,哪个能脱颖而出,创造历史呢?



“大跃进”的证据,在法国和西班牙最明显,大概是在4万年前,也就是最后一次冰期晚期。先前是尼安德特人的地方,这时形态与我们完全一样的现代人出现了。最早的现代人,我们有时称他们为克罗马侬人,因为在法国西南的克罗马侬首次发现最早的现代人化石。要是现在他们穿上我们的服装,走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在熙攘的游人中,根本不会引人注目。克罗马侬人让考古学者瞩目的,不只是形态,还有他们制造的工具。考古学家在早期的工具中,从来没有发现过那么繁多的式样,那样明确的功能。克罗马侬人的工具,显示现代形态与现代的创新行为终于结合为一体了。

克罗马侬人继续用石头制作工具,但是他们会先从大块的石头上,小心剥下石瓣,再用石瓣制成理想的工具。因此同样重量的石材可以制造出的锋利石刃,是先前的10倍。制式的工具与鹿角器第一次出现。明确的复合工具(如在石枪尖的长矛与装了木柄的斧头)也首次出现。不同类型的工具,有容易辨识的功能,例如针、凿、臼、锤、鱼钩、网坠与绳索。绳索可以编织渔网、鸟网,或用来设陷阱,难怪克罗马侬人的遗址里经常发现狐狸、鼬鼠和兔子的骨骼。绳索、鱼钩与网坠,可以解释南非遗址发现的鱼骨与鸟骨。

可以使猎人安全地猎杀凶猛动物的远程武器也出现了,例如带倒刺的鱼叉飞标枪、长矛抛射器以及弓箭。在南非的洞穴遗址,还发现了异常凶猛的猎物的骨骼,像是成年的南非水牛与猪,在欧洲则有野牛、大角麋鹿、大角鹿、马与大角羊。今天的猎人即使装备了大口径来福枪,枪上还附了望远镜,要杀那些动物,也不见得容易。当年的猎人必然对那些动物的行为相当熟悉,而且已经发展出集体狩猎的策略与技巧。

最后一段大冰期晚期出现的现代人,精于狩猎大型动物,我们有好几种不同类型的证据。他们留下的遗址比较多,意味着他们比先前的尼安德特人或中石器时代非洲人,更能成功地取得食物。过去活过好几个冰期的大型动物,许多都在最后这个冰期结束前灭绝了,这反映了新狩猎技术的卓越程度。被我们逼入绝境的动物,大概包括北美洲的长毛象、欧洲的长毛犀牛与巨型大角鹿、南非的大水牛与巨型马、澳洲的巨型袋鼠。本书后面几章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很明显,在我们演化史上破天荒的辉煌时刻中,已经包藏了可能导致我们灭亡的祸心。

征服世界



图3 这张图显示我们的祖先由非洲散布到世界各地的过程。数字代表距现在的年代。未来的考古发掘,可能会改变某些数字,例如西伯利亚或所罗门群岛,说不定2万年之前就有人居住了。

凭着新发展出的技术,现代人不仅在原先的旧世界繁衍,还进入新环境开发。人类大约5万年前踏上澳洲,换言之,那时已有船只,可以渡过100公里的海域(从印尼群岛东部到澳洲的距离)。至少2万年前俄罗斯北部与西伯利亚已有人迹,因为现代人已有缝制衣服的技术,证据是:发现了有针眼的骨针、描绘了御寒外衣的洞穴壁画、坟墓中尸体上的饰物位置显示那原来是在裤上的饰品。遗址中还发现过集中的狐与狼的骨架,它们都缺少足掌,推测是为了方便剥皮,而足掌的骨骼集中在另一处。可见现代人已懂得利用毛皮保暖。他们的房屋也比过去的复杂,有柱洞、铺过的地面、以长毛象骨骼搭的墙屋内有构造复杂的火炉,还有燃烧动物脂肪的石灯,以度过北极的长夜。先是西伯利亚,然后阿拉斯加,最后在11000年前北美洲与南美洲都有人类的足迹了。

过去尼安德特人制造工具的原料,都是就地取材;现代人不一样,欧洲大陆上出现了远程贸易,货品不只是制造工具的原料,还有装饰品。制作工具的上品石材,例如黑曜石、玉石与燧石,往往是从几百公里之外的采石场开采的。波罗的海东岸的琥珀,可以在东南欧发现;地中海的贝壳,在欧洲内陆出现,如法国、西班牙与乌克兰。在现代的“石器时代”新几内亚我看到过类似的模式,从海岸运上高地,可以交换天堂鸟的羽毛;制作石斧的黑曜石也可以当交易品,所以几个黑曜石矿场都有很高的价值。

冰河期晚期的饰物贸易,透露出明显的美感知觉,与克罗马侬人最令我们赞叹不已的成就——艺术——有密切的关联。世人最熟知的,就是拉思科(lascaux)的洞穴壁画,许多已灭绝的动物都在那里留下彩色的身影,让人惊艳。但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浮雕、项链与坠子、黏土陶雕、“维纳斯”像(小型的女性塑像,可是乳房与臀部极为夸张)以及乐器(有笛子也有响板)。

尼安德特人能活过40岁的人不多,但是根据骨骼鉴定,有些克罗马侬人能活到60岁。许多克罗马侬人有机会含饴弄孙,尼安德特人就很罕见。我们已经习惯从印刷品或电视获得信息,很难体会文字发明前,老年人对社会的重要,哪怕一两个老人,都可能掌握着社会的命脉。在新几内亚,要是我对一些罕见的鸟类或水果有疑问,年轻人往往带我到村子里年纪最大的老人那里。举个例子吧。1976年,我造访所罗门群岛的伦内尔岛(Rennell Island)。许多岛民告诉我哪些野果可以食用,但是只有一位老人能告诉我:要是遇到紧急情况,还有哪些野果可以食用。在他小的时候,有一次超强龙卷风来袭,岛上农园全毁,岛民差点饿死。那位老人还记得当年让他们幸存下来的野果。在文字发明以前,他这样的一个人,就能影响整个社会的生存。因此,克罗马侬人比尼安德特人长寿20年的事实,可能就是克罗马侬人成功的重要因素。活到较高的年纪,不仅需要生存技巧,还涉及体质的变化,也许包括人类女性停经的演化。

前面描述的“大跃进”,读来好像所有的进展(工具与艺术),全都在4万年前一起发生。事实不然,不同的发明、创新在不同的时候出现。长矛抛射器先发明,然后才有鱼叉或弓箭,而珠子与坠子也在洞穴壁画之前出现。也许读者会误会我描述的变化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在冰河时代晚期,只有非洲人以鸵鸟蛋壳做珠子,乌克兰人以长毛象的骨骼搭屋子,而法国人在洞穴里画壁画。

这种文化的时空差异,与尼安德特人一成不变的文化大异其趣。那些文化差异构成了人类在“大跃进”之后最重要的创新。从此以后,人类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创新的能力。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创新完全是自然的。我们不能想象20世纪末的尼日利亚人与拉脱维亚人拥有同样的物品,他们与公元前50年的罗马人,也不一样。对尼安德特人,创新才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克罗马侬人的艺术,让我们一见倾心,悠然神往,他们的石器与狩猎-采集生活形态,却让我们难以消受。我们觉得他们仍是“原始人”,心中浮现的形象,是卡通片中挥舞着木棒、嘴里咕噜着拖着女人走出山洞的男人。不过,为了对克罗马侬人公平一点,我们得想象:要是未来的考古家到新几内亚发掘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村落遗址,会做出什么结论?他会发现一些形式简单的石斧。所有其他的物质文化,都是木质的,都会腐朽。楼房、美丽的编篮、鼓与笛、有舷外浮木的独木舟、世界级的漆雕品,都会消失无踪,更别说村落中还有复杂的语言、歌曲、社会关系以及对自然界的知识。

新几内亚的物质文化,直到最近仍然很“原始”(“石器时代”),有历史的原因,可是新几内亚土著与我们一样是现代人,不折不扣。现在的新几内亚人,有的开飞机,有的搞电脑,还创建了一个现代国家,尽管他们的双亲是在石器时代里成长的。要是我们利用时光机器回到4万年前的世界,我想我们会发现克罗马侬人也是同样的“现代”人——学会开喷气飞机不成问题。他们制造石器与骨器,只因为其他的工具还没有发明;世上只有那种技术可学,你还能要求他们怎地?



过去有许多学者主张:欧洲的克罗马侬人是从尼安德特人演化来的。现在看来,他们几乎必然错了。最晚的尼安德特人(生存于4万年前之后),仍然是十足的尼安德特人,而那时欧洲最早的克罗马侬人已经出现了,他们的形态与我们完全一样。由于现代人在非洲与中东早了好几万年出现,因此欧洲的现代人比较可能是“外来的”入侵者。

克罗马侬人遇见原住民尼安德特人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能肯定的,只有结果: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尼安德特人就消失了。克罗马侬人使尼安德特人走上绝种之路——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结论。但是许多人类学家对这个结论难以接受,宁愿相信环境变迁是尼安德特人灭绝的主因。例如《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五版在“尼安德特人”这一条的结论中,是这么说的:“尼安德特人最后消失的年代仍无法确定:他们消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是间冰期的生物,难以承受最后一次冰期的蹂躏。”事实上,尼安德特人最后在冰期中整整生活过3万年,他们消失了3万年之后,冰期才结束。

依我看来,大跃进时期欧洲发生的事,在现代世界中反复发生过:人数众多、技术又高超的族群,侵入人数少、技术又落伍的族群的领地,就会发生同样的事。举例来说,欧洲殖民者侵入北美洲之后,土著族群因为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大量死亡;大多数幸存者不是被杀了就是被赶出了家园;有些幸存者采用欧洲人的技术(马与枪),抵抗了一阵子;许多幸存者被赶到欧洲人不屑一顾的地区,还有一些则与欧洲人“融合”了。美洲土著遭到欧洲殖民者“代换”,南非土著科伊桑族(布须曼人)被北方来的铁器时代班图人“代换”,都循同样的模式。

以上面的例子类推,我猜想克罗马侬人带来的疾病,以及直接的谋杀、驱赶,使尼安德特人踏上了灭绝之路。果真如此,尼安德特人/克罗马侬人的消长,预示了后来的发展——一旦胜利者的子孙为当年的“真相”争论不休,会发生什么呢?因为尼安德特人体格比克罗马侬人结实得多,一开始读者可能会难以想象克罗马侬人居然是赢家。不过武器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而不是肌肉。同样地,今天在中非,是人类威胁了大猩猩的生存,而不是大猩猩威胁了人类。肌肉发达的人,需要更多的食物。要是比较瘦削、聪明的人使用工具,仗着肌肉的人是占不了便宜的。

就像北美洲的平原印第安人,有些尼安德特人可能也学了一些克罗马侬人的本领,能够抵抗一阵子。这是我对令人困惑的夏特佩龙文化(le Chatelperronien),惟一觉得合理的诠释。夏特佩龙文化的主人是尼安德特人,曾与最早的克罗马侬人文化(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 Culture)并存过一段时间。夏特佩龙石器,混合了先前的尼安德特类型与奥瑞纳类型,但是夏特佩龙遗址没有发现过典型的克罗马侬骨器与艺术品。起先学者为夏特佩龙文化的主人争论不已,后来发掘出典型的尼安德特人遗骨,真相终于大白。也许有些尼安德特人学会了制造克罗马侬人的工具,因而比同胞多撑了一段时间。

至于科幻小说中尼安德特人/克罗马侬人交配的情节,是否真的发生过?是否能够生出有生殖能力的子女?仍不清楚。现在还没有发现明确的“混血”化石。要是尼安德特人的行为,相对而言比较原始,而且体质与我猜想的一样,十分独特,我相信没有几个克罗马侬人会对他们有“性趣”。同样地,人与黑猩猩今天仍然共同生活在世界上,我却从来不曾听说过“交配”的事。虽然尼安德特人与克罗马侬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我仍然觉得他们的差异已足以让他们不会迸发火花。就算“饥者难为食”,尼安德特人女性较长的怀孕期,也有可能使“杂种”难以顺利发育。对这个问题,我的态度是:认真看待“负面证据”——要是还没有发现,就是事实上不存在。换言之,互相交配的事情要么根本没发生过,要么很少发生。我不相信当年欧洲人的子孙,体内有任何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以上是西欧发生的大跃进。在东欧,克罗马侬人取代尼安德特人的过程,发生得稍早一点,中东就更早了。在中东,大约9万年前到6万年前之间,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在同一地区,发生过相互消长的事情。现代人在中东地区的进展那么缓慢,与他们在西欧的表现,恰成对比。这表示中东的现代人,在6万年前还没有发展出现代行为模式。

现在我们对1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的现代人,可以做个回顾了。起先,他们制作的石器,与尼安德特人的一样,所以不能占尼安德特人什么便宜。到了大抵6万年前,他们在行为上发生了某个神奇的变化。那个变化(稍后还会谈到)使现代人有了创新的天赋,发展成十足的“人”。于是现代人开始从中东大胆西进,侵入欧洲取代了欧洲的“原住民”——尼安德特人。我相信他们也从中东东进,侵入东亚与印尼群岛取代了那里的原住民。不过我们对东亚与东南亚的原住民所知有限。有些人类学家认为早期的东亚人与印尼人,与现代的东亚族群和澳大利亚土著,有相似的头骨形态特征。果真如此,入侵的现代人可能没有消灭原住民,而是与原住民融合了。

200万年前,好几个原始人支系同时生存在非洲大陆上,最后只有一个存活了下来。现在看起来,最近6万年之内,同样的情节又上演了一次。今天世上的人,都是当年赢家的后裔。我们的祖先究竟凭着什么赢的呢?



帮助人类祖先完成大跃进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个考古学上的谜,学者对谜底没有共识。在化石骨骼上,我们没找到线索。那也许只涉及0.1%的DNA。哪些微小的基因变化可以造成那么巨大的后果?

我与一些臆测过这个问题的科学家一样,相信惟一的可能答案就是:复杂语言的解剖基础。黑猩猩、大猩猩甚至猴子都能以符号沟通——当然,不是以说话的形式。黑猩猩与大猩猩能学会手语,用以沟通,黑猩猩也能学会以电脑键盘上的符号沟通。受过训练的猩猩,有的能学会使用上百个符号。虽然科学家辩论过:那样的“沟通”与人类的语言有何相似之处?没有人怀疑那也是一种“象征沟通”的形式。也就是说,一个特定的手势或电脑键,用来“象征”一个特定的其他事物。

灵长类不只能使用手势和电脑键当作符号,还能使用声音。举例来说,非洲绿猴在野地里发展出一种自然的“象征通讯”形式,利用嘴里发出的咕噜声,表示三种不同的动物:豹子、老鹰与蛇。一头一个月大的黑猩猩,叫作雄姬,被一位心理学家收养了,当成他们夫妇的女儿抚养,结果学会“说”出四个字:爸爸、妈妈、杯子、上面。(她发出的音只是近似人声而已,因为黑猩猩的发声器官与人类的不同。)既然猴子、猩猩都有能力以声音传讯,为什么猿类没有朝这个方向演化,发展出它们自己的复杂语言?

答案似乎在涉及控制语音的解剖构造,包括喉咙、舌头,以及相关的控制语音的肌肉。就像一只瑞士表,它能够准确计时,是因为所有零件都是精心设计的,我们的发声道依赖许多构造与肌肉的精密配合。科学家认为黑猩猩不能发出寻常的人类母音,是受解剖构造的限制。要是我们也只能发出几个母音与子音,说话的词汇就会大量减少。

所以我才认为促成大跃进的“东风”,是人类的“原始型”发声道变成了“现代型”发声道。从此人类能够更为精密地控制发声道,创造更多的语音。发声道的肌肉经过这样精细的调整,未必会在化石骨骼上留下迹象。

我们很容易想象解剖学上的一个小变化导致说话的能力,从而在行为上产生巨大的变化。“前面第四棵树,向右转,把公羚羊赶向红巨石,我会在那儿埋伏,等着用矛刺它。”有了语言后,传达这样的信息只不过费时几秒钟而已。要是没有语言,这个信息根本无法传达。没有语言,我们的原人祖先就无法脑力激荡,找到改进石器的办法;或者讨论一幅洞穴壁画的意义。没有语言,即使人都很难想出改良工具的办法。

舌头与喉咙的解剖学会发生变化,涉及基因的突变,但是我并不认为一旦那些突变发生了,大跃进就发动了。即使有了合适的发声道,人类也必然要花几千年实验各种语言结构,发展词序、词格及时态等语法概念,还要累积词汇。我会在第八章讨论语言演化的一些可能阶段。但是,如果大跃进前夕,人类已经演化到了“只欠东风”的关口,我猜想那“东风”就是改变我们祖先的发声道,为语言的演化铺路,然后创新的本领才能油然而生。把我们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是语言。



对我来说这个说明解释了尼安德特-克罗马侬杂交缺乏证据的原因。在男人与女人以及与他们的孩子的关系中语言是极其重要的。那样不是否认聋哑人在我们的文化中可以学习正常生活,但是他们是通过学习寻找既已存在的口语的替代选择而实现的。如果尼安德特人的语言比我们的语言简单得多或者不存在,克罗马侬人不选择与尼安德特人结婚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

我已经论证过,我们在4万年前无论体质、行为、语言,都已是现代人:克罗马侬人只要有机会学,也能开喷气飞机。果真如此,大跃进之后为什么还要那么久,我们才能发明书写系统,建万神庙?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与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都知道罗马人是伟大的工程师,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造原子弹呢?凭罗马人掌握的技术,根本造不了原子弹,人类还必须累积两千年的技术成就,例如发明火药与微积分,发展原子理论,从矿物中分离出纯铀,等等。同样地,书写系统与万神庙,也依赖自克罗马侬人出现后就开始累积的各种成就,包括弓与箭、陶器、养殖动植物等,不一而足。

直到大跃进前夕,人类文化以蜗牛的速度发展了几百万年。那个速率受制于遗传变化的缓慢步伐。大跃进之后,文化发展不再依赖遗传变化。在过去4万年中,我们的体质发生的变化微不足道,可是文化的演化幅度,比过去几百万年大得太多了。要是在尼安德特人时代,外星人来访地球,人类不会在芸芸众生中显得锋芒毕露,卓尔不群。访客最多将人类当作行为奇特的物种,与海狸、花亭鸟及陆军蚁殊途同归。他能预见我们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吗?因为那个变化,我们成为地球生命史上第一个有能力毁灭所有生物的物种。

注释

【1】 盖伦(Galen),公元129—200年,约与华佗同时。——译者

【2】 这个观点已被证实是错误的。——译者





第二部

奇异的生命循环


我们刚刚追溯了我们的演化史,直到体质与行为都与我们无异的现代人出现为止。但是那个背景不足以让我们接着继续讨论人类的文化特色发展,例如语言与艺术。因为我们只讨论了以骨骼与工具作为证据。是的,大脑与直立姿势的演化,是语言与艺术的先决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骨骼形态像人,并不保证就有人性。我们要攀上人性的高峰,还得在生命循环上做彻底的改变。第二部的主题,就是生命循环。

任何一个物种都有生命循环。生物学家以“生命循环”指物种特定的生物特质,例如每胎生产的子女数目、亲职行为、成年个体间的社会关系、两性关系、两性互动的模式、性关系的频率、停经(如果有的话)以及平均寿命。

我们认为人类的这些特质都是理所当然的,从未怀疑它们需要解释。但是我们的生命循环,要是以动物的常规来衡量,却是离谱的、奇异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特质,物种之间都有变异,可是在大多数方面,我们都是极端的例子。就举几个明显的例子吧。大多数动物一胎生一个以上的子女;大多数动物的雄性,不照顾子女;其他的动物,没有活到70岁的,这个数字即使打个折扣,也只有几种有机会活那么长。

在我们诸多离谱的特质中,有些猩猩也有,表示我们不过保留了猿人祖先的特质。例如猩猩通常一胎也只生一个:寿命很长,可以活几十岁。其他我们最熟悉的(但遗传上较不亲近)动物,都不是这样,例如猫、狗、鸣鸟、金鱼。

在其他方面,我们甚至与猩猩都大不相同。下面是几个我们都很清楚的例子。人类婴儿即使在断奶之后,所有的食物仍由父母亲供应;而猩猩断奶后,就自行觅食。大多数人类父亲密切涉入子女的抚育,母亲就更不用说了;而黑猩猩只有母亲这么做。我们生活在密集的繁殖社群中,名义上社群由单偶配偶组成,可是他们有一些也会寻求婚外性行为;这与海鸥比较相似,与猩猩或大多数哺乳类不同。这些特质与较大的脑容量一样重要,都与子女的存活与教育有关。因为我们取得食物的方法既复杂又依赖工具,刚断奶的婴儿根本无法吃饱。我们的婴儿,出生后得长期地喂养、训练与保护——比黑猩猩母亲需要付出的,多得太多了。因此,人类父亲只要期望子女存活、长大,通常就会协助配偶养育子女,而不只是贡献精子——红毛猩猩的雄性,惟一的亲职付出,就是精子。

我们的生命循环与野生猩猩在更为细致的方面,还有差异。我们许多人比大多数野地猩猩活得久:甚至采集-狩猎部落都有一些老人,他们是经验的宝库,对社会的延续非常重要。男人的睾丸比大猩猩的大很多,比黑猩猩的小,本书会提出解释。我们认为女性停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会说明为什么停经对人类有道理,而在动物界,几乎史无前例。最接近的哺乳类例子,包括澳大利亚一些类似老鼠的小型有袋类,它们是雄性停经,而不是雌性。我们的寿命、睾丸尺寸与停经,也同样是我们臻于人性的先决条件。

我们的生命循环,另外还有些特征,比起睾丸,与猿的差异更大,使人类显得异常。我们主要在私密的空间中性交,而且性交的目的是作乐,不像其他动物,性交公开,而且目的明确,只在雌性可能受孕的期间性交。雌猩猩会“广告”它们的排卵期;人类女性的排卵期是“隐性的”,甚至她们自己也不知道。解剖学家了解为什么“男人的睾丸,就尺寸而论,介于大猩猩与黑猩猩之间”,但是为什么“男性的阴茎相对来说十分雄伟”,就没有定论了。无论正确的解释是什么,所有这些特征,也是塑造人性的成分。有些灵长类雌性,外阴部在排卵期间会变得亮丽红艳,也只在那段期间允许雄性交配,她们利用生理机制做“广告”,招徕雄性,然后与任何经过的雄性公然“做爱”。当然,要是人类女性的性行为(与生殖有关的解剖、生理与行为特征)与她们类似的话,我们就很难想象父亲与母亲如何和谐地分担养育子女的工作了。

因此,人类社会的生存与生殖,不仅依赖第一部讨论过的那些骨骼变化,也依赖我们生命循环的这些新特征。讨论我们的骨骼变化,我们可以追溯那些变化的演化史,弄清楚演变的时间、演变的方向与幅度。可是生命循环特征的变化,不会留下直接的化石证据,因此古生物学的书里最多简单提一下,根本没有深入讨论那些变化的深刻意义。考古学家最近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舌骨,由于舌头在我们的发声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学者对这个发现都非常兴奋。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过尼安德特人的阴茎。我们在化石记录上,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我们大脑的增长,是偏离猿类祖先性状的演化发展。对生命循环特征的变化,我们就不容易这么肯定了。谁比较偏离祖先性状——是我们还是非洲大猿?我们只好依赖“比较方法”:由于人类不仅与4种大猿不同,与其他的灵长类也不同,因此人类的生命循环特征必然是最近演化出来的。

达尔文在19世纪中叶,发表进化论,主张动物的形态构造是演化的产物,演化的机制是“自然选择”。20世纪的生化学家发现:动物的化学组成也会演化,机制仍然是“自然选择”。但是动物的行为也受自然选择的调控,包括生殖生物学,尤其是“性习俗”。生命循环特征有某种遗传基础,同一物种成员之间,会表现出可以测量的差异。举例来说,有些女性有生产双胞胎的体质,而我们都知道某些家族史反映了“长寿”基因的作用。生命循环特征影响我们的生殖成功率,因为吸引异性、“做人”、抚育子女与成年后的生存几率,都受生命循环特征的影响。正如自然选择驱使动物的形态构造适应它们的生态栖境,自然选择也能塑造动物的生命循环。留下最多子女的个体,对基因库的贡献不仅是涉及骨骼、化学组成的基因,还有涉及生命循环的基因。

这个推理必须解决的一个困难是:我们有些特征,例如停经与老化,会减低我们的生殖产能,而不是增加,因此它们应该早就让自然选择抛弃了。对于这一类的“矛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逻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与化解。在动物的世界中。“没有白吃的午餐”,任何事都涉及“得”与“失”;空间、时间与精力的利用方式,都是机会成本。对于任何机会成本,都可以追问:做别的事是否更有利?举个例子好了。也许你会认为:不停经的女性比“正常的”女性子嗣多。但是我们会发现:要是考虑到“不停经”的隐藏代价,就容易理解演化为什么没有将它“内建”在我们的生殖策略之内。“我们为什么会老化与死亡?”同样的逻辑也能帮助我们面对这个痛苦的问题。还有,我们对配偶忠实有利呢?(以“狭隘的”演化意义而言)还是朝三暮四?考虑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容易回答了。

我以下的讨论,都假定:我们人类独特的生命循环特征,有某种遗传基础。我在第一章对于基因的功能所作的说明,大体而言仍旧适用。身高以及大部分观察得到的生物特征,并不只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基因控制的。停经与单偶制也不会只由一个基因控制。事实上,我们对于人类生命循环特征的遗传基础,所知有限。不过,以老鼠与绵羊做实验,的确发现睾丸的尺寸受遗传控制。人类养育子女与朝三暮四的动机,也的确受文化的强烈影响,人类社群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不能完全用基因来解释。可是,人类与其他两种黑猩猩的生命循环特征,有系统而一致的差异,人类与黑猩猩的遗传差异,应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没有一个人类社会,男人的睾丸与黑猩猩的一样大,或女性不停经;这与文化传统无关。在我们与黑猩猩1.6%的遗传差异中,就其中有实际功能的部分而言,可能有一小部分涉及我们的独特生命循环特征。

讨论人类独特的生命循环,我将从人类社会组织以及性行为(与生殖直接有关的解剖、生理与行为)的特征开始。前面已经提过,使我们在动物界显得突兀的性状包括: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两性配对组成,名义上是单偶制;外生殖器的构造;两性经常、持续的性交,而且在私密的空间中进行。我们的性生活,不仅反映在外生殖器的构造中,还反映在两性身体的相对尺寸上——比起大猩猩与红毛猩猩,人类两性的身体,尺寸上“平等”多了。这些熟悉的人类特征,有些我们已经知道它们的功能,其他的仍然难以了解。

讨论人类的生命循环,光撂下一句“人类实行的单偶制只是名义上的”并不够。我们必须承认:婚外性行为也不是全民运动,个人教养、社会规范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可是人类社会之间尽管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婚姻制度与婚外性行为在所有社会中并存,是个无可推诿的事实。长臂猿也是两性长期厮守、合作养育子女的物种,可学者没发现过它们也玩婚外性行为的把戏。至于黑猩猩,“婚外性行为”是个没有意义的概念,因为它们没有“婚姻”这档子事。因此,讨论人类独特的生命循环,就必须解释人类社会中“婚姻”与“婚外性行为”并存的事实。我会指出:事实上,我们的这种“特色”在动物界已有“先例”,那些先例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特色”的演化意义——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男女有别,正如雄鹅与雌鹅。

然后我们要讨论另一个独特的人类生命循环特征:我们怎样选择性伴侣(无论是婚姻的对象,还是露水姻缘的对象)?那个问题在狒狒队群中很少出现,其实也没什么“选择”可言:任何一个发情的雌性,每个雄性都想“上”。黑猩猩有些选择,不过它们仍然与狒狒比较接近,性生活“乱七八糟”,而不像人。在人类的生命循环中,“选择配偶”是个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因为在婚姻中,两性得分担亲职,不只是性交而已。正因为人类养育子女涉及沉重而长期的亲职投资,所以我们得慎选投资伙伴,狒狒就没有那样的顾虑。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在动物界发现可以比拟人类择偶过程的“先例”,只不过我们必须超越灵长类,到啮齿类(老鼠)与鸟类中寻找。

我们的择偶标准也涉及人类的人种变异——我们难以回避的棘手问题。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土著(“原住民”),身体表面有明显的差异,大猩猩、红毛猩猩以及其他物种也有,只要一个物种的地理分布足够广阔,就会发生地理变异。人类身体表面的地理变异,有一些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与适应生活环境(例如气候)有关,正如生活在寒带的鼬,在冬天皮毛会变成白色,方便在雪地隐藏身形。但是我会论证:人类体表特征的地理差异,主要是“性的选择”(sexual selection)造成的,也就是我们的择偶过程造成的。

最后,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死?以这个问题结束我对人类生命循环的讨论,再适合不过了。衰老是我们生命循环的另一个特征。满镜新霜奈老何?诗人即使无奈,也得认命。我们有谁追究过其中的“道理”?况且生老病死,众生平等。不过,不同的物种,老化的速率并不一样。在动物界,我们是长寿的物种,3万年前(演化成现代人、替换了尼安德特人之后),寿命更长了。长寿是另一个塑造人性的因素,因为长寿,每个世代才能有效地将经验、技术与知识传递下去。但是人类也会衰老。为什么衰老不可避免?我们的身体不是拥有广泛的修补自身的能力吗?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演化逻辑来思考非常有用,本书其他的例子都不见得让我们把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以个人的生殖成就(fitness)来衡量的话,为了活得更长而不断维修身体,就投资或报酬率而言,其实并不划算。我们会发现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停经”之谜:自然选择为女性身体编写了停经程式,看来似乎降低了女性的生殖成就,但是女性的生殖机能提早关闭了,反而能使女性顺利抚养更多的子女成人。





第三章 人类性行为的演化


几乎每周都要出版又一本关于性的作品。只有实践性行为的欲望会超过我们对有关性的作品的阅读欲。因此,你也许会认为:人类性行为(sexuality)的基本事实,一般人必然朗朗上口,而科学家了解得十分透彻。请回答下列5个问题,看看你对“性”有多少认识:



1.大猿与人,其中哪个物种的雄性阴茎最雄伟?干什么用的?

2.为什么男人的身材比女人高大?

3.人类男性的睾丸比黑猩猩的小多了,怎么回事?

4.人类在私密的空间中性交,可是其他的社会动物却公然为之,为什么?

5.几乎所有其他哺乳类的雌性,都有明确的排卵期,而且只在排卵期接受性交,人类女性就不是这样,为什么?



第一题你要是不假思索就回答是“大猩猩”的话,就错了;正确的答案是:“人类”。至于其他4个问题,你要是有什么有趣的点子,赶快发表,反正科学家还在争论,并没有共识。

这5个问题足以显示:我们的性行为多么难以解释,连最明显的事实(不管是解剖学还是生理学)我们都没搞明白。当然,我们对性事的态度也造成了认知的障碍;科学家直到最近才开始严肃地面对性事,他们仍然觉得性事难以客观地研究。科学家也无法以实验方法研究人的“性行为”,研究胆固醇摄取量或刷牙习惯就没问题。最后,性器官并不孤立地存在:性器官适应主人的社会习惯以及生命循环,而社会习惯以及生命循环又与采食习惯有关。以人类为例,人类性器官的演化,与人类使用工具、大脑尺寸增加和养育子女的行为,都有密切关联。因此,我们从一种普通的大型哺乳类,演化成独特的人类,不只是因为骨盆与头骨重新调整过了,性行为的演变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一种动物的觅食方式,生物学家往往可以推测它们的交配系统,及其性器的构造。具体来说,要是我们想了解人类的性行为,必须从我们的饮食与社会的演化下手。我们的猩猩远祖是素食动物,我们与大猿分化后,在几百万年内演化成荤素不忌的社会动物。不过我们的牙齿仍然是猿式的,而不是“虎”式的。我们的猎食本领,得利于增大的脑子:我们的祖先利用工具并成群合作打猎;他们并没有什么适于打猎的形态特征,分享食物是社会规范。我们采集食物(根茎类或果实),也依赖工具,换言之,也需要大的脑子。

结果,人类的孩子得花好些年学习与练习,才能当有效率的采集-猎人,他们今天仍然要花许多年学当农夫或电脑程序设计师。我们的孩子在断奶之后,仍然幼稚而无助,许多年都无法自行觅食;他们完全依赖父母照料、喂食。这些习惯我们觉得是天性,所以没有注意过幼猿一旦断奶就得自行觅食。

人类婴儿无法自行觅食的理由,其实有两个:一方面是机械因素,另一方面是心理因素。首先,觅食所需的工具,无论制作还是使用,手指必须能够灵巧地合作,婴儿的手还得发育许多年才能胜任。我4岁大的孩子,还不会系鞋带。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孩子,4岁也不能磨石斧或造独木舟。其次,人类觅食比较依赖脑力,而不像其他动物以体力取胜,因为我们的食物种类比较繁杂,取得食物的技术也比较繁多而复杂。举例来说,与我一起工作过的新几内亚土著,通常认得居所附近大约1000种不同的动植物,个个都有名字。每一种生物的分布与生活史,他们都知道一些,还有怎样辨认?可不可以食用或有其他用途?怎样捕捉或采集?所有这样的信息,得花好多年才学得会。

断奶之后的人类婴儿无法自求生存,因为他们没有这些机械与心理技能。他们需要成年人教导,受教育的十年二十年间也需要成年人喂养。我们这些问题,就像许多其他的人类特征一样,在动物界也有先例。例如狮子与许多其他肉食动物,父母都得训练幼儿猎杀的技巧。黑猩猩的食物也很复杂,有种种不同的觅食技术,会协助幼儿取得食物,而且能使用工具做一些事(波诺波猿就不会)。在这些方面,人类显得突出,但是与其他动物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有程度的差异:对我们而言,必须学会的技巧——也就是父母的负担,比狮子、黑猩猩多得太多了。

由于人类父母的负担极重,父亲的亲职付出,与母亲的同样关系到婴儿的存活。红毛猩猩父亲对子女的“付出”,不过是当初的精子;大猩猩、黑猩猩与长臂猿父亲的付出,还包括保护子女。但是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父亲,还得提供一些食物,负起主要的教育责任。人类的觅食习惯,需要一个社会系统支持,也就是说,男性“射精”之后,还得和那个女性保持关系,等到孩子落地,负起协助养育的责任。不然的话,孩子存活的几率不大,父亲的基因就难以遗传。红毛猩猩的系统——父亲只负责“射精”,在人类可行不通。

黑猩猩系统——几个成年雄性都可能与同一个发情的雌性交配——也行不通。那个系统的结果是:没有一个父亲清楚群体里的婴儿谁是他的骨肉。不过黑猩猩父亲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他们对群体里的婴孩并没有什么付出。对人类父亲而言,由于他得劳心劳力照顾“自己的”骨肉,他最好搞清楚孩子的确是他的。举例来说,将孩子的母亲视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不然的话,他的心力可能协助了“野”男人的基因,而不是自己的。

要是人类像长臂猿一样,每一对配偶都生活在自己的地盘上,彼此分散,不相往来,每一个雌性除了自己的“老公”不大可能遇上其他的雄性,那么男性就不必担心“戴绿帽”了。但是几乎所有人类族群都由成年人的群体组成,即使男人因此而陷入浓密的“绿帽”疑云中,也在所不惜,为什么?当然有令人不得不服的理由:人类的狩猎与采集活动需要群体合作,或者男人必须合作,或者女人合作,或男女一起来;大部分人类的野生食物,在自然界分布得很散,不过会在一些地点集中,足以供养许多人;结群生活易于抵御猛兽与外敌,尤其是其他的人类。

简言之,我们的社会系统,是由我们与“猿”不同的采食习惯而发展出来的,我们看来似乎非常“正常”,但是以猿的观点来看,就奇特得很,在哺乳类中,更是独一无二的。成年的红毛猩猩,是独行客;成年的长臂猿,雌雄配对后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地盘上;成年大猩猩组成“多偶后宫”,其中有好几头成年雌性,并有一头成年雄性能够支配所有成员;黑猩猩社群可以描述成“杂交”群,其中以一群雄性为核心,雌性从“外地”加入;波诺波猿的社群,更是乱七八糟的“杂交”群。但是我们的社会与狮子、狼的相似(我们的饮食习惯也一样):许多成年男性与成年女性一起生活。至于社会的组织方式,我们与狮子、狼的就不同了。人类社会中两性配对、组成家庭。可是在狮群与狼群中,每个成年雄性都能与任何成年雌性交配,谁都不知道新生婴儿的“父亲”是谁。人类奇特的社会,非要在动物界找可以类比的例子的话,只能到群居的海鸟中去找,例如海鸥与企鹅也是以成对的雌雄配偶为基本单位。

在大部分现代国家中,单偶制(一夫一妻)是法定的,大概也是常态。可是大多数仍然“残存的”狩猎-采集社会中,“轻微的”多偶制似乎是常态——我们讨论人类社会在过去100万年中的演进,这类社会才是比较好的模型。(这儿我略去了“婚外”性行为,下一章我会仔细讨论这个有趣的题材。)我所谓“‘轻微的’多偶制”指的是:狩猎-采集社会中,大多数男人只能供养一个家,可是有少数“强人”能娶好几个老婆。象鼻海豹实行的“多偶制”,是一个“强人”独占十几二十甚至上百个雌性,这样的“多偶制”狩猎-采集社会中的男人想也别想,因为男人得协助抚养子女,而雄性象鼻海豹不必。历史上有些统治者以妻妾成群、充斥后宫著名,那是农业兴起、集权的统治机器发明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统治者征税,等于让万民供养他的子女。



现在我们要讨论这种社会组织如何塑造了男人与女人的身体。首先,就拿男人的身材比女人的高大一些来说吧。平均说来,男人比女人高8%,重20%。一位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看一眼我太太(173厘米)和我(178厘米),就会猜我们这个物种实行的是“‘轻微的’多偶制”。也许你会问:这可能吗?从两性的相对身材推测交配模式?

其实,在“多偶制”的物种中,“后宫”的大小与两性身材的差异成正比。也就是说,雄性娶老婆最多的物种,通常是雄性身材比雌性大很多的物种。举些例子吧。长臂猿,雌雄性身材没有差别,搞“单偶制”;雄性大猩猩,通常后宫中有3到6个老婆,他们的体重大约是雌性的两倍;但是南半球的雄性象鼻海豹,后宫中平均有48个老婆,他的体重可达3吨,而雌性的体重只不过300多公斤。怎样解释呢?是这样的,在“单偶制”的物种中,每个雄性都能赢得一个雌性;而在“多偶制”的物种中,大多数雄性都输掉了赢得老婆的机会,只有少数雄性占据了支配地位,将所有雌性关入“后宫”。因此,“后宫”越大,雄性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这时身材就成为重要的制胜关键了,因为身材高大的雄性通常都会打赢。我们人类,男人的身材只比女人大一点,实行“‘轻微的’多偶制”,完全符合这个模式。(不过,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男人的智力与人格,成为比身材还重要的生殖因素:男性职业篮球员与相扑运动员,比起赛马骑师或赛艇选手,不见得老婆比较多。)

因为在“多偶制”的物种中,竞争配偶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在“多偶制”的物种中,两性除了身材之外,往往还有别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吸引异性的第二性征上。例如“单偶”的长臂猿,隔着一段距离来看,两性没有什么分别,可是雄性大猩猩即使远远望过去,也一眼分明,因为他们的头顶有一道向上凸出的骨脊,而且背上的毛是银色的。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两性形态,也反映了我们“‘轻微的’多偶制”。男人与女人的形态差异,并不像大猩猩或红毛猩猩那么明显,可是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也许仍然能分辨男女,例如男人身体与面孔上的毛发、男人的阴茎(在动物界这种尺寸并不寻常),以及女人的乳房(第一次怀胎前就大到那种程度,在灵长类中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现在要讨论性器官了。男人的睾丸(有两个,左右各一),平均重量大约是42.5克。要是我们发现体重200公斤的雄性大猩猩,睾丸比人类的还稍微小一点,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是自然界的“一条活龙”呢?可别得意得太早,看看雄性黑猩猩,体重只有45.5公斤,睾丸却有113.4克。为什么与人类比较起来,大猩猩那么“衰”,而黑猩猩又那么“壮”呢?

“睾丸尺寸理论”是现代体质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的重要成就。英国科学家测量过33种灵长类的睾丸之后,发现了两个“趋势”:性交次数频繁的物种,睾丸比较大;“杂交”的物种,雄性经常有轮番上阵与同一雌性性交的阵仗,特别需要大的睾丸(因为射精量最多的雄性使雌性怀孕的几率最大)。

因此,大猩猩与人类睾丸尺寸的差异,可以这么解释:雌性大猩猩在生产后,大约要过三四年才能恢复性交,而雌性大猩猩每个月只有几天能性交,直到怀孕为止。即使一头雄性大猩猩成功地收纳了7位妻妾,性交也是少有的“放纵”机会:要是他运气好,一年大概有几次。相对而言,他的睾丸毫不起眼,可是既然“需求”那么稀少,应付起来也就绰绰有余。雄性红毛猩猩的性生活比较活跃一点,但是也不怎么样。而黑猩猩“杂交群”中的成年雄性,就好像生活在“温柔乡、脂粉丛”中,每个雄性黑猩猩大概每天都有机会“解放”,波诺波猿每天可能有好几次。因此,为了使“花心”的雌猩猩受孕,每个雄性都得设法“大放送”,“淹没”其他“弟兄”的精子。于是黑猩猩的睾丸特别发达——“精子竞争”的结果。我们人类的睾丸的确没有黑猩猩的大,因为男人性交的次数,平均说来比大猩猩、红毛猩猩多,但是比黑猩猩少。此外,有生殖能力的典型女性,不会迫使几个男人为了“授精”而进行“精子竞争”。

因此,灵长类的睾丸,设计完全符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原则,以及计算“得”与“失”的演化分析。每一物种的睾丸,都很“实在”,足以达成任务,绝不虚大。身体制造更大的睾丸,须花费更多成本,而收益不见得成比例增加。(身体有了更大的睾丸,就必须牺牲其他组织的空间与能量,得睾丸癌的风险也增加了。)

这个科学解释,精彩万分,却凸显了一个难以忽视的失败:20世纪的科学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阴茎长度理论”。阴茎勃起后的平均长度:大猩猩3.18厘米;红毛猩猩3.81厘米;黑猩猩7.62厘米;人类12.7厘米。视觉上的突出程度,也是同样的顺序:大猩猩的阴茎即使勃起了也毫不起眼,因为是黑色的;黑猩猩的阴茎勃起后呈粉红色,由于背景是无毛的白色皮肤,所以非常抢眼。雄猿的阴茎若不勃起,根本看不见。为什么男人需要巨大、显眼的阴茎?再说一次:男人的阴茎在灵长类中是最雄伟的。干吗?既然雄猿也能成功繁衍后代,男人为什么不把花费在雄伟阳具上的“成本”节省下来,投资在其他的地方(例如增加大脑皮质,或更灵活的手指)?





图4、5 雄性身体比雌性身体越大,雄性拥有的性伴侣越多。

两性的性征越显著,雌性的性伴侣越多。

箭头代表阴茎长度;小圆圈代表睾丸大小。

人类雄性最显著的性征是阴茎。

人类雌性最显著的性征是乳房。



我向搞生物学的朋友提出这个疑问,他们通常举出一些人类交媾的“特色”,然后假定长阴茎有利于那种搞法:例如人类常以面对面的姿势交媾;人类会摆出各种特技姿势来交媾;人类“交接”,讲究不疾不徐,动静有度。可是这些解释都经不起检验。面对面的交媾姿势不是人类的专利,红毛猩猩与波诺波猿也喜欢,偶尔大猩猩也会那么干。红毛猩猩在交媾时,除了面对面的姿势,还会变换背腹式(雄后雌前)以及侧向式,他们可是悬吊在树枝上“办事”的:比起我们在舒适的卧室中,他们更需要阴茎特技。我们的平均“交接”时间,大约是4分钟(美国人),大猩猩是1分钟,波诺波猿15秒,黑猩猩7秒,可是红毛猩猩可达15分钟,而比起袋鼠类(12小时),人类的表现“如露亦如电”。

因此,“伟大的阴茎才能使人完成有人类特色的交媾大业”,根本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于是有人另外想出了一个理论,认为雄伟的阴茎是炫耀用的器官,和雄孔雀的尾巴、雄狮的鬃毛一样。这个理论还不错,但是我们不得不问:炫耀什么?对谁炫耀?

自负的男性人类学家毫不迟疑地回答:炫耀吸引力,向女性炫耀。但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许多女人说男人的声音、腿与肩膀,比较容易让她们春心荡漾。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可以参考:美国女性杂志《生机》最先刊出裸男照片,但是市场调查发现女性对裸男照片不感兴趣,就不再刊出。于是该杂志的女性读者增加了,男性读者减少。很明显,男性读者购买《生机》杂志,是为了其中的裸照。我们同意男人的阴茎是炫耀用的器官,但是炫耀的对象不是女性,而是其他的男性。

其他的事实也证实:男人雄伟的阴茎,是威胁其他男人用的,或向其他男人炫耀自己地位的玩意儿。请回想一下,所有蕴涵阳具崇拜的艺术品,都是男人创造给其他男人看的;还有,所有男人都对自己那玩意儿的尺寸在意得不得了。男人阴茎演化的惟一限制,是女性阴道的长度:要是男人的那玩意儿太巨大了,会伤害女性。要是男人的阴茎不受女性解剖学的限制,而且男人能够揽下阴茎设计权的话,阴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我能猜得到,阴茎会像“阳具鞘”一样。新几内亚高地的一些土著,男人会把一个有装饰的套子套在阴茎上,叫作“阳具鞘”。每个套子的长度(可以长达60厘米)、直径(10厘米)、形状(弯曲或直筒)、与身体的角度、颜色(黄色或红色)、装饰(例如尖端有一簇毛),都可以别出心裁。每个男人都有一组“阳具鞘”行头,尺寸与形状各不相同,每天任他选择,视当天早晨他的心情而定。觉得困窘的男性人类学家,认为“阳具鞘”是用来表示“谦逊”或隐匿“羞耻”的工具。我的老婆第一次见到“阳具鞘”之后,简洁地答复了那些人类学家:“那可是我见过的最不谦逊的炫耀谦逊的办法。”

所以,男人阴茎的重要功能仍然不清楚,你也许会很惊讶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上一节谈解剖学,这节让我们进入生理学。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人类的性活动模式——以其他哺乳类的标准来衡量,人类是个“怪胎”。大多数哺乳类一生中大部分时光,过的都是无性生活。只有在雌性“发情”的时候,它们才会性交。雌性在发情期间会排卵,可以受孕。雌性哺乳类看来“知道”她们什么时候排卵,因为她们会向周遭的雄性展露阴部,“招揽恩客”。为了不让雄性“会错意”,许多雌性灵长类会更进一步:阴道四周的区域会肿胀,变成红色、粉红色或蓝色,有的物种,雌性的屁股与乳房也会有类似的变化。这种雌性视觉“广告”对雄性猴子的影响,和穿着性感的女性对男性的影响,是一样的。视野中若出现了阴部肿胀鲜艳的雌性,比起不发情的雌性,雄性猴子猛盯着雌性阴部的几率大增,血液中的睾丸酮逐渐增加,更跃跃欲试,插入得更快,插入前的预备动作越少。

人类的性周期非常不同。女人在整个周期中几乎都可以性交,并没有什么“发情期”。真的,科学界已经花费了大量资源,想找出女人“性趣”的变化周期,可是仍然没有共识。也没有人知道女人的“性趣”是否有高潮期与低潮期。

女人排卵没有征兆,科学家直到1930年左右才搞清楚女性周期的排卵时刻。此前,许多医生认为女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受孕,还有医生相信月事期间最易受孕。雄性猴子为了传宗接代,只要搜寻阴部肿胀鲜艳的雌性就可以了,男人就惨了,他根本无法判断周遭的女人哪个正在排卵、能够受孕。女人自己呢?她也许可以学会辨识一些排卵的征兆,例如感觉身体的变化,或借助科学仪器,例如温度计或阴道分泌物试纸,但是并不容易,误判的几率很高。还有,现代女性以那些方法侦测排卵,以避孕或求子,是通过冷静的理性应用好不容易才得来的科学知识。她别无选择:其他雌性哺乳类的身体,有内在的热情冲动负责广告“性趣”,挑逗自己、撩拨雄性,她没有那种内在机制。

人类女性排卵没有征兆,几乎随时都能交媾,可是每个生殖周期中只有固定的短暂时刻才能受孕,因此人类大多数交媾都发生在“错误的”时刻,没有生殖意义。更糟的是,人类女性的生殖周期长度,比其他雌性哺乳类,来得不稳定;不同女性,或是同一位女性的各个生殖周期,并不一样。结果是:即使一对年轻新人想生孩子,他们高频率地做爱,每个周期的受孕几率也只有28%。要是养牛人家发现他们高价买来的种牛只有那么低的生殖率,必然非常懊恼,事实上他们能够在适当的时机以人工授精的方式,一次就达成75%的受孕率。

无论人类交媾的主要生物功能是什么,绝对不是生孩子,怀孕是偶尔一见的副产品。在人口日益膨胀的今天,最反讽的悲剧就是:天主教教廷仍然主张人类交媾的自然目的是生孩子,而“安全期法”(在排卵日禁欲)是惟一可以接受的避孕法。“安全期法”对大猩猩与大多数其他哺乳类,是最好的办法,对人可不。人类以外,没有一个物种把交媾的目的搞得与怀孕不相干;也没有一个物种不适用“安全期法”避孕。

对其他的动物,交媾是非常危险的奢侈品。当陷入忘我之际,动物必须燃烧珍贵的卡路里,忽略采集食物的机会,说不定天敌在一旁虎视眈眈,竞争地盘的对手也可能伺机下手。因此交媾是为了受孕才做的事,而花的时间越少越好。人类的性事就不一样了,以受孕来衡量的话,简直浪费时间与精力,是演化的失败。要是女人保持祖先的“发情”特征的话,我们的狩猎-采集祖先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交媾,说不定能多杀几头剑齿虎也不一定。从这个观点来看,任何一个狩猎-采集游群,要是女人全都有明显的“发情”广告,就能多生一些孩子,形成比较大的社群,将邻近的竞争游群甩在后头。

因此,人类生殖演化的热门问题,就是解释“隐性排卵”的演化缘由,以及没有生殖意义的交媾的功能。学者仍在热烈辩论。对科学家而言,光是说“很爽”算不上答案。很爽?没错!那是演化的结果。要是夜夜春宵没有巨大的演化利益,那么没有性趣的突变人就会演化出来,占领世界。

与隐性排卵相关的另一个谜团,是“隐性交媾”。所有其他的群居动物都公开交媾,无论是杂交,还是持久的配偶。海鸥成群在海岸上栖息,每一对佳偶都在光天化日下交媾;一头发情的雌性黑猩猩,可以连续接纳五六个雄性,完全公开。为什么人类那么独特,特别讲究做爱的私密性质?

对于隐性排卵与隐性交媾,目前至少有6个理论可以参考,生物学家还在辩论,并无共识。有趣的是,这场辩论像是心理学的罗尔沙赫氏测验(Rorschack test),反映的是科学家的性别与世界观。以下是这6个理论与支持者:



1.许多传统男性人类学家偏爱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隐性排卵与隐性交媾在男性猎人之间,可以促进合作、降低相互的敌意。要是这些男人一大早起来,发现有个女人“发情”了,难保不争先恐后,说不定会打起来,误了当天的狩猎大事。这个理论的寓意是:女性生理会影响男人之间的团结,所以很重要;男人才是社会的真正推手。不过,我们可以扩张这个理论,让它看来不那么“男性沙文”:明显的发情征象与公开交媾,会颠覆社会,因为那会影响女人之间、男女之间、男性之间的团结。

这个理论经过“增广”之后,举个例子来谈,比较能够透露它的精髓。我要以一出肥皂剧让大家想象:要是我们排卵、交媾都不是隐性的,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出肥皂剧有6个角色,鲍勃、卡罗尔、塔德、艾丽斯、拉尔夫,还有简。其中鲍勃、艾丽斯、拉尔夫还有简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男人负责外务,女人负责会计。拉尔夫与简是夫妻;鲍勃的太太是卡罗尔;艾丽斯的老公是塔德。卡罗尔与塔德在别的地方工作。

一天早晨,艾丽斯、简睡醒后,都发现自己阴部、屁股肿胀鲜艳起来,表示她们正在排卵期,并且可以接受男人交媾。于是艾丽斯与塔德在出门上班前做爱。简与拉尔夫一齐上班,一天下来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公然做了好几次爱。

鲍勃看见艾丽斯、简肿胀鲜艳的阴部,又看见简与拉尔夫公然做爱,不由自主地对艾丽斯与简想入非非。他无法专心工作。他不断向艾丽斯与简示意。

拉尔夫将鲍勃从简身边赶开。

艾丽斯对塔德非常忠实,拒绝了鲍勃。但是鲍勃的骚扰不停地打断她的工作。

一整天下来,卡罗尔在办公室里很不快乐,她一想到艾丽斯与简就妒火中烧,因为她知道艾丽斯与简已经发情,让鲍勃魂不守舍,而且鲍勃瞧都不瞧她一眼。

结果,这间办公室的效率大幅降低。同时,其他办公室的效率提高了,因为工作人员的排卵与交媾都是隐性的。最后,鲍勃、艾丽斯、拉尔夫还有简的办公室灭绝了。能够继续存活的办公室,只有排卵与交媾都是隐性的工作人员。

这个寓言表明:传统理论(隐性排卵与交媾是为了提升社会的凝聚力演化出来的)颇为可信。不幸的是,其他的理论也一样可信,以下就是简短的介绍。



2.许多其他的传统男性人类学家偏爱的理论。隐性排卵与交媾,巩固了夫妻的联系,奠定了家庭基础。女人一直维持对男人的性吸引力,又可以随时满足男人的性需求,就能将男人拴在身边,协助抚养子女。随时可以享受交媾,是男人协助抚养子女的报酬。这个理论非常的“男性沙文”,寓意是:女人是为了使男人快乐而演化的。这个理论无法解释长臂猿的例子。长臂猿雌雄成对,终身厮守,共同抚养子女,可以作为婚姻典范。可是长臂猿小两口大概隔几年才交欢几次,所以性不可能是它们的“婚姻”黏合剂。



3.一位比较现代的男性人类学家提出的理论[西蒙斯(Donald Symons)的理论]。西蒙斯注意到:雄性黑猩猩猎到一只小动物后,比较可能与发情的雌性分享,与没有发情的雌性分享的几率比较低。于是西蒙斯推测:人类女性也许是为了能够长期分享鲜肉,而演化出“长期发情”的生理状态。女人以性交换猎人的鲜肉。西蒙斯的理论另有一个版本。他注意到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女人,都没有选择丈夫的自主权。那些社会都是由男性支配的,父系宗族相互交换女儿,以巩固宗族间的盟谊。但是,由于女性处于长期发情的状态,女人即使嫁给下层社会男人,也能够私下色诱上层社会男人,使自己的子女拥有比较优秀的基因(假定男人凭本事打天下)。西蒙斯的理论虽然仍以男性为中心,但是在他眼中,女性懂得利用自己的天赋,追求一己的利益,代表男性学者向“自主女性”形象跨出了一步。



4.由一位男性生物学家与一位女性生物学家共同提出的理论。这两位学者是理查德与凯瑟琳·努南(Richard Alexander & Katherine Noonan)。根据他们的理论,要是男人能够辨识女性身体的排卵讯号,利用这项知识,他可以与老婆“按表操课”,百发百中。然后他就能“安全地”弃老婆于不顾,出外串门子,勾搭妇女,处处播种。反正他的老婆即使没怀孕,也不再容许男人亲近了。因此女人演化出隐性排卵的生理,迫使男人接受永久性的婚约,因为男人无法确定女人生的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由于男人不知道老婆的排卵时刻,只好长相左右,夜夜春宵,以求中奖。这么一来,他就没空出外逛大街,泡其他的女子了。这样的安排使老婆获益,而老公也获益。他相信老婆生的孩子,是他的种;他也不必担心早上一觉醒来,发现老婆屁股红得鲜艳欲滴,引得狂蜂浪蝶上门。看!这真是个讲究两性平权的理论。好不容易啊。



5.一位女性社会生物学家的理论。她就是赫迪(Sarah Hrdy)。她注意到:杀婴在许多灵长类社群中频率都很高,包括猴子、狒狒、大猩猩与黑猩猩。当然,被杀死的,都不是凶手的婴儿。不过婴儿的母亲因此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殖周期,再度发情。往往她会与凶手相好,增加“他”的生殖成就。(这种暴行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常见:男性征服者将战败部族的男性与小孩杀了,只留妇女活口。)于是赫迪推论:女性演化出隐性排卵特征,作为反制雄性暴力的手段。因为没有人知道她的排卵时刻,搞不清楚状况的男性,也搞不清楚她生的孩子究竟是谁的种。女人只要“水性杨花”,就能引诱一堆男人帮助她抚养孩子,或者至少不杀她的孩子,因为男人都自以为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无论这个理论是对是错,我们必须为赫迪喝彩,她颠覆了历来的男性本位观点,让女性掌握了性权力。



6.另一位女性社会生物学家的理论。伯利(Nancy Burley)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人类婴儿初生时平均3.2公斤,大约是大猩猩婴儿的两倍重,可是大猩猩母亲的体重,却达90公斤。由于人类婴儿与母亲体重的比例,比大猩猩的大得太多了,因此女人生产的历程,特别痛苦,风险又高。在现代医学兴起以前,女人经常死于生产,可是我从未听说大猩猩或黑猩猩母亲遭到同样的命运。人类的智力不断演进,一旦了解受孕与性交的关系,发情的女性就可能避免在排卵期间性交,以求避免生产的痛苦与风险。但是这样的女性就会留下比较少的子女,甚至不会留下子女。隐性排卵在男性人类学家看来,是女性为了男性演化出的生理特征,伯利却认为是女性为了欺骗自己而演化出来的。



这6个理论中,哪一个是正确的?生物学家并不清楚。事实上,隐性排卵这个问题,最近才在生物学界受到认真的对待。这个困境可以用来说明演化生物学家只要从事因果分析,就一定会面临的问题:无法进行“控制”实验,以操纵变项找出因果关系。其实不只演化生物学,任何研究领域,只要无法进行“控制”实验,研究人员就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例如历史学、心理学等。“控制”实验能提供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因果关系或功能。要是能够找到(或“制造”)一个部落,其中所有女性都有明确而显著的发情状态,例如阴部变得肿胀红艳,那么部落、夫妻的凝聚力就崩溃了吗?还是女性会利用排卵期的知识避免怀孕?不能做这样的实验,我们就无法确定:要是女性没演化出隐性排卵的性状,人类社会今天会是什么样的?

今天许多事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但是它们的功能我们很难确定,那么过去发生的事,就更难确定其功能了。我们知道过去人类的形态与工具,都与现在的不同,而且各时代都不同,而隐性排卵是在过去演化出现的,至于究竟在过去的哪一阶段出现,完全不清楚。也许人类的性行为,包括隐性排卵的功能,过去与现在的不同,可是我们现在难以把握。对于过去的解释,免不了冒些风险,让人觉得不过是“吟唱古事的诗”:从一些化石碎片中编织出来的故事,透露的只是研究者的偏见,不能反映过去的真相。

然而,既然我已经举出了6个听来合理的理论,我就不能一走了之,至少得试试贯通折中的手段,看看能不能自成一家。这里我们就必须面对另一个因果分析必然会遭遇的问题。像隐性排卵这样复杂的现象,不大可能只由一个因素造成。说隐性排卵是由某一个因素导致的,就像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某一个因素导致的一样是笑话。其实,在1900年到1914年之间,有许多独立的因素将欧洲局势推向战争,也有许多因素导向和平。最后战争爆发了,因为推向战争的因素占了上风。但是那并不表示我们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复杂的现象,列举出所有相关因素,就算解释了,而不分别主从。

为了从这6个理论中分别主从,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独特的性习惯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演化的,必然有些因素支持它们继续存在。但是过去的“起源因素”与目前的“支持因素”不必相同。具体地说,理论3、5、6也许在过去是主要因素,而现在就不是了。只有少数现代女人利用性在许多男人那里换取食物或其他资源,或同时引诱许多男人,使他们搞不清楚生下的孩子是谁的种,甚至因此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于隐性排卵与隐秘交媾在过去的角色,这3个理论都是“吟唱古事的诗”,虽然听来很合理。让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目前的“支持因素”——隐性排卵与隐秘交媾现在有什么功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即使必须猜测,也有点根据——内审诸己,外察众人。

理论1、2、4揭示的因素,我觉得今天仍在起作用,它们是同一个人类社会组织特征的不同面相。这个特征其实奇特得很,那就是:每一对男女,若希望自己的子女(基因)顺利长大成人,就必须长期合作,共同负起抚养的担子,但是,他们也必须与附近的其他夫妇合作,经营经济生活。每对夫妇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常与其他的成年男女互动,但是规律的性生活,将夫妇的关系拉近,凸显了“夫妇”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差异,我想用不着多说。隐性排卵与随时可以性交的女性生理,加强了这个新的“性”功能——强化夫妇的关系(其他哺乳类的“性”功能只有一个——繁殖)。理论1、2的传统版本,流露的男性沙文主义,不能突显这个新功能的完整面貌。性不是冷静、机诈的女人敷衍饥渴男人的手段,而是维系夫妇关系的黏合剂,两性都受益。在众目睽睽中消失的,不只是女性的排卵信号,还有夫妇敦伦大礼。夫妇关系是私密的,非比寻常的,不能与大众分享,其他的关系无法比拟。那么,长臂猿的例子怎么说呢?长臂猿雌雄长相厮守,共同抚育子女,可是一辈子却没敦过几次伦。我认为那很容易答复:长臂猿夫妇不必与其他成年长臂猿“搅和”在一起,它们没有什么社会与经济互动。

男人睾丸的尺寸似乎也是同一个人类社会奇特的后果。我们的性生活,比大猩猩的活跃多了,因为人类交媾不只为生殖,还为了“敦伦”,所以男人的睾丸比较大;可是黑猩猩的睾丸比男人的还大,因为人类不像黑猩猩那么“乱搞”,比较谨守单偶制的规范。至于男人的雄伟阴茎,可能只是炫耀用的“性征”罢了,而性征的演化不见得有什么逻辑,雄狮的鬃毛、女人的乳房,又有什么道理?为什么母狮没有大乳房,雄狮没有大阴茎,而男人不长出鬃毛呢?要是有的话,我看功能不会有什么不同。那为什么不那样呢?可能只是演化的意外;也许雄狮演化出鬃毛,比人类容易得多。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讨论仍有未竟之处,还有一个基本面相没有触及。我谈过人类性行为的理想型:一夫一妻(以及少数的一夫多妻)共同生活,先生对妻子生下的孩子,没有任何“绿云罩顶”的疑虑,并尽心尽力协助妻子抚养子女。我描述这一“虚构”的理想型,绝非无的放矢,而是人类性行为的实况的确非常接近这一理想型,而不似狒狒或黑猩猩。但是理想终归理想,难免虚构。任何一个有行为规范的社会系统,都无法防止作弊,只要作弊的利益大于风险就成了。因此这是个“数量”问题:作弊的人有多少?要是太多,整个系统会垮掉;或者作弊的人不多;或者甚至没有人作弊。就人类性行为而言,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人类的新生婴儿,有多少是婚外情的产品?90%?30%?还是1%?现在让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及其后果吧。





第四章 婚外情的逻辑


许多理由让人说谎,掩饰婚外情。因此我们很难得到可靠的科学资料,显示婚外情流行的程度。目前只有几份资料可信,其中一份是始料未及的副产品——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个医学研究计划。那个研究计划的发现,从未发表过。

那个研究计划的主持人,是个非常著名的医学研究者。由于他不愿曝光,所以这儿我称他为X医师。我最近才从他那里得知那些事实。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做的一个研究,X医师想发现的,是人类血型的遗传学。血型指的是红血球细胞膜上的分子,大约有几十种,我们从父亲或母亲遗传了制造那些分子的基因。那个研究的执行步骤非常直截了当:到一所著名医院的妇产科病房;收集1000名新生婴儿的血液标本,父母亲的也要;鉴定所有血样的血型;然后使用标准的遗传推理,找出血型的遗传模式。

结果令X医师十分震惊,他发现将近10%的婴儿,是婚外情的结晶。证据不容置疑,只要婴儿的血型中有“父母”都没有相符的基因,那就是了。有时只凭一种血型还看不出来,几种血型的资料摆在一起,就真相大白。婴儿的母亲是谁,不可能有“疑义”:因为血样是在产房采取的。婴儿的血型,若母亲体内没有相应的基因,那必然是从父亲遗传来的。要是母亲的先生也没有呢?——必然就是另一个男人的啰,那还有什么问题。婚外情实际的发生率,当然高于10%,因为有许多血型,20世纪40年代还不知道,所以没有检验,而且大多数性交不会制造结晶。

X医师发现那个事实的年代,调查“‘性’行为”在美国仍是个禁忌,所以他决定按下不表,从未披露过他的资料。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让我公布他的数据,可是他仍然拒绝现身,不许我泄露他的名字。不过,后来有好几个同样的遗传学研究,证实了他的发现,那些研究的结果都公开发表了。根据那些研究,美国与英国的新生婴儿,约有5%~30%是婚外情的产品。同样地,那些接受调查的夫妇中,妻子出轨的实际比例可能更高,理由我已经提过了。

还记得上一章结束时我抛出来的问题吗?“婚外情在人类社会中,是罕见的异例?不算少见的‘例外’?还是普遍流行的现象,婚姻形同虚设?”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了。只要谨守“中庸之道”,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大多数父亲,抚养的都是自己的骨肉;人类的婚约,也不是废纸一张。我们可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黑猩猩,挂羊头卖狗肉。可是,“外遇”又的的确确是人类交配系统的一个“组件”,尽管从未受到社会的祝福。对于交配系统类似我们的其他动物种——雌雄长期结合养育子女——学者也观察到“外遇”的情事。而黑猩猩与波诺波猿的交配系统,都与我们的不同,因此讨论黑猩猩的“外遇”并无意义。黑猩猩与我们有过共祖,我们的祖先想来也没有“外遇问题”,因此我们的祖先必然在演化的道路上“重新发明”了“外遇”。所以,我们讨论人类性行为,以及性行为在我们演化成“人”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能不仔细研究“外遇”的科学。

我们有关外遇发生率的资料,大多数是研究性生活的专家从访问调查中得到的,而不是从鉴定孩子的血型下手。20世纪40年代以后,一连串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纯贞”——“婚外情”不是罕见的例外。金赛【1】报告,是始作俑者。然而,即使现在已经是世界末日的“解放年代”,我们对于“婚外情/通奸”仍然耿耿于怀,难以释然,可是“致命的吸引力”又让人莫名地焦虑与兴奋。大家都觉得“婚外情”令人兴奋:电视肥皂剧要是缺了这个“元件”,观众就不捧场。笑话的题材中,比得上“婚外情”的,绝无仅有。可是,弗洛伊德指出过,我们往往以幽默应付极端痛苦的事。一部人类历史,“婚外情”导致的谋杀与不堪的伤痛,大概没得比。写作这个题材,不可能十足地正经八百,也不可能对社会处置“婚外情”的各种野蛮机制保持冷静,无动于衷。



结了婚的人,有什么理由玩“婚外情”的游戏呢?他/她当然可以不玩,理由又是什么?科学家对许多其他的事都有一套“说法”(一般叫作理论),所以“婚外情”也有科学理论应该不会让人惊讶。许多动物种从来没有“婚外情”,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婚姻”。举例来说,地中海地区的叟猴,雌性一旦发情,就会与队群中每一位雄性交媾。不过,有些哺乳类与大部分鸟类都选择了“婚姻”,就是说,两性长期相守,共同抚养或保护子女。只要有“婚姻”,就等于为“混合型生殖策略”开了门。“混合型生殖策略”是社会生物学家使用的“科学”术语,以普通话来说,就是结了婚的人搞婚外情。

有“婚姻”的动物种,搞“混合型生殖策略”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异。长臂猿(“小猿”)似乎没有任何“婚外情”的“科学记录”,可是雪雁搞“婚外情”却是常态,见怪不怪。人类各社群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不信有哪个社群的人会像长臂猿一样“忠贞”。为了解释所有这些差异,社会生物学家发现“博弈论”的逻辑非常有用。换句话说,生命可以看作一场演化竞赛,留下最多存活子女的个体,才是赢家。

竞赛规则是由物种的生态学与生殖生物学设定的。参赛者面临的问题是:规划赢的策略,坚贞不二?杂交(大同世界)?或者“混合型生殖策略”?但是我话得先说在前头:虽然这个社会生物学进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动物的“外遇”行为,但是对人类“外遇”的问题社会生物学能不能提供睿见,颇有争议,我会在后面讨论。

我们一旦以“竞赛”看待问题,立刻就会恍然大悟:两性的最佳策略不同。因为两性的生殖生物学,在两个方面有深刻的差异:为了达到生殖目的,最低的必要投资,以及受骗的风险。我会在下面进一步说明;其实我们人类对那两个差异并不陌生,只不过熟悉并不带来甜蜜,而是痛苦。

对男人来说,生育的最低投资,是交媾的行动,所费时间与精力有限。今天让一个女人受孕的男人,明天可以让另一个女人受孕,他做得到。不过,对女人来说,为了生孩子,她除了交媾,还得怀胎,并花上几年抚育(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女人逃得掉)——那可是个巨额投资。所以,男人的生殖潜力比女人大多了。19世纪有位英国人访问印度南部海德拉巴邦尼扎姆王朝宫廷,这是个容许多妻的小国。根据他的报道,在他逗留的8天之中,后宫就有4位嫔妃生产,而且还有9位正在待产,预产期在下个星期。最高的男性生殖记录,是摩洛哥嗜血的穆莱·伊斯梅尔国王创下的,据说他有888个孩子。而最高的女性纪录,是19世纪的一位莫斯科妇女创下的,她生了69个孩子,不过其中有许多三胞胎。生产超过20个孩子的女性就很少了,可是在多偶制的社会中,有些男人很容易达到那个目标。

由于两性的生物差异,男性从“婚外性行为”或多偶制能够得到的“好处”,比女性多得太多了,要是以“生殖成就”(子女的数目)做判断的话。(女性读者要是觉得非常愤怒,准备把本书丢开了,或者男性读者觉得“受到鼓舞”,我得警告你:请继续读下去,“婚外性行为”问题比你想象的复杂多了。)人类“婚外性行为”的统计资料并不容易建立,但是人类多偶制的资料是现成的。世上惟一有记录可考的“多夫制”社会,在中国西藏,学者发现:有两个丈夫的女性,平均子女数目比较“少”。相对地,19世纪美国摩门教徒中的男性,从多妻制得到巨大的生殖利益:只有1个老婆的男人,平均有7个孩子;2个老婆,16个孩子;3个老婆,20个孩子。摩门教男人平均有2.7个老婆,15个孩子。至于摩门教的男性领袖人物,平均有5个老婆,25个孩子。西非塞拉利昂的滕内人也是多妻制,男人的平均子女数目,与老婆的数目成正比:1个老婆,1.7个孩子;5个老婆,7个孩子。

另一个与交配策略有关的两性“不对称”,是当事人对于“亲生子女”的信心。任何一个动物,要是花时间、精力照料的是“野种”,就是演化竞赛中的输家,下种的是赢家。女人不可能遭到欺骗养育别人的孩子,因为孩子是“亲生的”,除非在医院里给人“掉包”了。实行体外授精的动物,雄性不可能“戴绿帽”。举例来说,某些鱼种的雄鱼会看着雌鱼产卵,立刻跟上授精,并将受精卵藏好照顾,以确定“自己的种”能安全孵化。然而,实行体内授精的动物种,包括人类,雄性就很容易受骗,“戴上绿帽”而不自知。男人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授精”这回事,然后那位女士就生了个孩子。除非那位女士的受孕期受到全程监控,确定没有别的男人下种,不然他无法确定生出来的真的是他的种。

解决这个“不对称”问题的一个极端方法,是印度南部的纳亚尔人(Nayar)发展出来的。在纳亚尔人社会,女性非常自由,爱交多少男朋友就交多少,同时交或者轮流交,百无禁忌,因此先生无法确定老婆生的孩子究竟是谁的种。那他怎么办呢?他不与老婆同住,也不照顾老婆生的孩子;他与姊妹同住,照料外甥。至少,他的基因平均有1/4可以在外甥体内找到。

请记住这两个“性别不对称”的事实,然后我们才可以务实地讨论最佳生殖策略,以及有利于“婚外性行为”的情况。让我先列举三个男人可以采纳的“作战计划”,它们一个比一个复杂。



A计划:男人应随时随地寻求“婚外性行为”的机会,反正本小利大,何乐不为!让我们以狩猎-采集社会的实况来谈,因为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基本上过的就是那种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女性一辈子最多可以养大4个孩子。她的先生只要成功地“玩”上一次,就能提升1/4“终生生殖成就”:几分钟“劳动”就有那么大的“收益”,谁不心动?这个计划天真得可以,请读者想想问题在哪里?



B计划:A计划有个根本的缺陷,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发现——A计划只列举了“婚外性行为”的潜在利益,却忽略了潜在代价。显而易见的可能代价有:要是给发现了,可能会被对方的丈夫打伤或杀害;自己的老婆也可能出走;与别人老婆上床的当儿,可能有别人爬上自己老婆的床;花心的人可能没时间照顾自己老婆生的孩子。因此,花心的人得“花”得高明,B计划就是提高收益、降低风险的计划。不是吗?



C计划:蠢男人的B计划,就是从一而终,拒绝任何诱惑。更蠢的是,他从来没想过:人类的常态交媾模式,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而且是一男一女。换言之,每一个玩“婚外性行为”的男人,床上都有一个女人。A计划与B计划的共同缺陷,就是忽略了女性策略;要是不考虑女性,任何男性策略都注定失败。C计划就是将女性策略与男性策略合并考虑的产物。但是,由于一个丈夫已足以满足女性的最大生殖需求,那么吸引女性搞“婚外性行为”的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考验着每个时代的男人,可是现在的理论社会生物学家,却把它当作一个知识的挑战,正在大伤脑筋。



为了对C计划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我们需要可靠的“婚外性行为”资料。由于调查人类的性习惯极不容易得到正确的资讯,让我们先研究最近发表的鸟类资料。那些鸟成对地筑巢生活,抚育子女,交配系统与我们的非常类似。(亲缘关系与我们最近的动物种——两种黑猩猩——的交配系统与我们的反而不同。)以那些鸟儿与我们比较,我们搞不定的,就是它们搞“婚外性行为”的动机。但是我们不会有什么损失,反正我们访问搞“外遇”的人,也得不到真相。研究那些鸟儿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收集资料非常方便。因为那些鸟儿群聚在一起生活,研究者坐在一旁,花几百个小时观察,就能弄清楚谁搞过谁。从来没有一个人类族群,有过同样品质的科学资料可供参考。

最近发表的鸟类“通奸/外遇”资料,来自5种水鸟,苍鹭、海鸥、鹅都有。它们都群聚在一起,雌雄成对筑巢、生育子女,单偶制是基本的社会制度。没有成鸟照料的巢容易遭到侵袭,所以单亲无法抚育幼雏,因为它必须离巢觅食。一个雄鸟也无法同时照料或守护两个巢。因此,这些鸟儿的生殖策略,基本准则如下:不可搞多偶;搞单身雌鸟并无意义,除非那雌鸟马上就要和另一个雄鸟筑巢,一齐抚育幼雏;偷偷搞别人的老婆,倒值得尝试。

第一个研究是在美国得州进行的,观察的对象是蓝鹭与白鹭,这两种鸟的体型都很大。它们都是雄鸟筑巢,然后守着巢追求造访的雌鸟。要是小两口看对了眼,就会交配20来次。然后雌鸟在巢里产卵,并且白天大部分时间在外觅食,雄鸟负责守着巢与卵。在小两口成其好事的头两天,一旦雌鸟外出觅食,雄鸟往往会立即追求其他过往的雌鸟,但是不会发生“婚外性行为”。雄鸟的半吊子花心行为,反而像是“离婚保险”——万一老婆一去不回,还有“备胎”老婆可用。(根据观察资料,老婆一去不归的可能性可达20%。)被雄鸟当作“备胎”追求的雌鸟,对雄鸟心里怀的鬼胎毫不起疑:它正在找配偶,也无由得知热烈追求它的雄鸟已经有了佳偶,一直到女主人返回后,将它赶走。(女主人会偶尔回家探望一下。)最后,雄鸟终于放下心来,相信雌鸟不会弃它而去,就不再追求过路的雌鸟了。

第二个研究是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进行的,观察的对象是小蓝鹭。这种鸟本来可能只是“离婚保险”的行为,演化成更为“严重”的形式。研究者记录了62次“婚外性行为”,大部分是雄鸟闯入邻家偷腥——雄鸟出门觅食,雌鸟独守空闺。大多数雌鸟半推半就,有些雌鸟还更热衷偷腥。花心的雄鸟为了降低自己戴绿帽的风险,出门觅食总是行色匆匆,不忘随时回家探望,免得老婆遭人勾引;至于自己的风流韵事,只觊觎邻家少妇,算计的也是可以随时回家探望。雄鸟偷腥的对象,通常是还在产卵、仍然能够受孕的雌鸟。不过,偷腥时总是草草了事(8秒钟;夫妇平均12秒),所以受孕率可能低些;有过出轨记录的巢,大约一半后来都放弃了。

密歇根湖畔的鲱鸥,有家室的雄鸟35%搞外遇。这个数字与1974年美国《花花公子》杂志公布的32%几乎一致。但是这种水鸟的雌性与人类女性,却有不同的行为。根据《花花公子》杂志的数据,美国少妇有24%搞外遇;而雌鲱鸥有了配偶之后,就坚拒诱惑,也不勾搭。所有雄鸟搞外遇的对象,都是“未婚幼齿”。为了降低戴绿帽子的风险,“花花公子”花比较多的时间守着还能受孕的“妻子”,它能让老婆“死忠”,秘诀在:喂老婆很勤;只要老婆能受孕,就多“玩”。

最后一组可靠的数据,是在加拿大南部的马尼托巴搜集的。那里的雪鹅与前面提过的小蓝鹭一样,“婚外性行为”大部分是雄鸟闯入邻家偷腥——雌鸟独守空闺。雌鸟也是半推半就;它老公不在家,是因为在外面勾引别人的老婆。表面上看起来,雄鸟似乎所得有限,不过它可不是笨蛋。只要老婆还在下蛋,它就会守在巢里,看着老婆。(老公守在身边的雌鸟,遭到诱拐的可能性,是老公不在的1/50。)一旦老婆产完卵,它能肯定产下的卵是它的种,它就外出风流去了。

这些鸟类行为研究,可以证明以科学方法研究“外遇/通奸”的价值。它们揭露了花心的雄鸟采用的策略,那些策略都精心算计过:退可守(甜蜜的家庭),进可攻(“播种”让别人养),占尽了便宜。那些策略包括:“离婚保险”——只要有妻子不忠的疑虑,就引诱单身雌鸟作“备胎”;看管还能受孕的老婆;喂得饱,“泡”得勤,让老婆“死心塌地”,即使独守空闺,也能冰清玉洁;精密计算外出风流的时机——邻家老婆可以受孕,而自家老婆不能。不过,即使是科学方法,也有时而穷,我们还是不清楚:雌鸟搞“婚外性行为”所为何来?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雌鸟是骑驴找马,反正货比三家不吃亏。另一个可能是:在一些水鸟中,雄鸟数目较少,找不到配偶的雌鸟“借种”产卵。(这类雌鸟也可以两两“配对”,互相扶持,养育幼雏。)

这些鸟类研究的局限在于:雌鸟往往看来半推半就,对于“婚外性行为”并不积极。为了了解比较主动的女性角色,我们得回到人类社会——虽然研究人类的行为,必须克服各种困难,例如文化差异、观察者的先入之见、受访者的可信程度。



根据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社群的调查资料,比较两性的差异,通常会得到下列结论:男人对“婚外性行为”比女人感兴趣;男人比较喜好尝试不同的性爱“口味”;女人陷入“外遇”,主要是因为对婚姻不满,并(或)期望新关系能长久;对露水姻缘的对象,男人比较不挑剔。举例来说,我认得的新几内亚高地族群,男人搞外遇的理由,通常是觉得老婆不再有趣;女人搞外遇,很少因为老公床上不行(例如,年老力衰的结果)。在一家电脑择友中心,几百个美国年轻人回答了问卷,结果显示:女性在几乎每个方面都对伴侣有比较强烈的偏好:智力、地位、舞技、宗教、种族等。男人惟一比女性重视的是:面貌/身材。约会之后,男女双方再回答一份问卷,结果是:比较多的男人觉得电脑选的伴侣散发出强烈的浪漫引力,是女性的两倍半。简言之,对于挑选伴侣,女人挑剔,男人随缘。

对于“婚外性行为”的态度,要是我们期望大家都能诚实回答访谈人员的问题,未免不切实际。然而,人们会用法律与行为表达他们的态度。特别是,人类社会普遍有虚伪与幸灾乐祸的特征——因为男人只要动念搞“婚外性行为”,就得面对两个根本的困境。第一,采取“混合型生殖策略”的男人,企图鱼与熊掌兼得:他勾搭别人的老婆,却禁止自己的老婆与别人搞。因此,有些男人必然会占其他男人的便宜。第二,我们已经讨论过,男人普遍是担心戴绿帽的偏执狂,这是生物学的现实(体内授精)导致的,而不是“心理有毛病”。

通奸法律是一个清楚的例子,显示了男人处理这些困境的方式。直到最近,所有这种法律都是“不对称的”,不管是希伯来、埃及、罗马、阿兹特克、伊斯兰、非洲、日本,还是其他,只要你找得到。这些法律只有一个目的:让结了婚的男人放心,“自己的”老婆生下的是“自己的”子女。所以这些法律对于“通奸”的定义,只着眼于女方的“婚姻地位”,至于男方,管他的。结了婚的女人搞“婚外性行为”,无异“背叛”自己的丈夫,因此丈夫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甚至包括暴力报复,否则就离婚、让女家退还聘金。结了婚的男人搞“婚外性行为”,不算损及老婆的利益。要是给抓到了,女方若已婚,女方的老公是利益关系人;女方若未婚,利益关系人就是她的父兄(因为她的“价值”被“奸夫”破坏了)。

自古以来,先生不忠甚至不算犯罪(刑事犯),直到1810年法国才有法律规定:未得“家花”同意,先生不得将“野花”养在家中。综观人类历史,现代西方近似“平权”的通奸法律,其实是个新鲜事物,是在最近150年间发育成形的。即使在今天,要是先生逮到妻子红杏出墙,当场愤而杀人,美国与英国的检察官、法官与陪审团,往往会将凶手的罪名减轻,不以谋杀罪起诉、审判,而改以较轻的罪名,例如过失杀人,或者不起诉。

为了让男人肯定妻子生的子女是自己的种,传统中国宫廷发明的一套制度,大概是世上最严密的。明代内宫设有敬事房,由太监掌管,负责皇帝与后宫后妃的性事。每次皇帝与后妃“办事”,都有敬事房太监记录年、月、日,作为受孕的证据。皇帝后宫既然养了大量美女,当然得设法防止其他男人觊觎。任用太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晋朝张华(公元232—300)著的《博物志》,就记载了监视处女的办法:用赤砂喂食蜥蜴,等到蜥蜴通体赤红,再捶捣万杵,然后“点女人肢体,终本不灭,有房事则灭,故号守宫”。

其他文化类型的男人,为了肯定妻子生的子女是自己的种,采用的方法也许没那么复杂,却可能更恶劣。这些方法限制妻子“出墙”的能力,或者使女儿或姊妹“守宫”,以便待价而沽。相对来说温和一些的措施,包括监控甚至监禁女性的身体。地中海国家广泛流行的“荣辱”规约,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形成的(搞“婚外性行为”,是我的权利,不是你的;要是你搞了,会使我蒙羞)。更过分的措施,还有野蛮的毁阴手术——把阴蒂或者大部分外阴部割除,降低女性的性趣(无论婚内还是婚外)。还有一种名副其实的锁阴术,更万无一失,就是将大阴唇缝起,让女人无法交媾。女人的大阴唇缝了之后,为了生产或孩子断奶后让丈夫下种,剪开缝线就是了;要是丈夫远行,也可以再缝死。目前世界上仍有23个国家保存毁阴/锁阴的习俗,分布在非洲、沙特阿拉伯与印尼群岛。

要是通奸法律、宫廷记录,甚至强制禁锢,都无法保障男人的“父权”,最后的“绝招”就是谋杀了。美国许多城市的谋杀统计显示:“性嫉妒”是最常见的谋杀动机。通常是被戴了绿帽的先生干掉老婆,甚至老婆的情人;不然就是这位老公被“奸夫”杀了。我将美国底特律1972年的统计数字表列出来,让读者对真实世界有个概念。人类历史上,“性嫉妒”一直是战争的导火线,希腊史诗《伊利亚特》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木马屠城记)是个典型的例子。在现代新几内亚高地,“性嫉妒”仍然可以引爆战争。直到中央集权的统治机器出现,“职业军人”才改变了战争史的轨道。

性嫉妒造成的谋杀案(1972年,美国底特律)



不平等的通奸法律,以及各式各样监控女人“性行为”的方法(包括毁阴/锁阴),是人类独有的“特色”,都是“人性”的成分,就像文字一样(文字也是人性的成分)。更精确地说,在雄性自然史上(或者两性斗争史上),雄性已经演化出种种散布体内基因的方法,可是人类的那些建置,是史无前例的、崭新的。我们倒没有放弃“传统”,许多其他动物会的把戏,我们一样也不少:谋杀、暴力、杀婴、强暴、集体火拼以及通奸。男人搞出来的锁阴手术,有些昆虫也会——一旦交配完毕,就将雌性阴道封死。

动物两性战争的细节,各物种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社会生物学家对那些差异,已经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从他们最近的研究成果看来,动物的行为也由“自然选择”打造,而不只是身体的解剖构造。几乎没有科学家怀疑“自然选择”塑造了我们的身体。可是生物学社群中却因为社会生物学而分裂,双方以尖锐的言辞互批,争论的焦点是:自然选择能不能塑造我们的社会行为?本章讨论的行为,大部分现代西方人都认为是野蛮的、不文明的。有些生物学家对那些行为感到义愤填膺,社会生物学家以行为的进化理论解释那些行为,更让他们寒心。对他们来说,“解释”某些行为,与为那些行为辩护,两者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界限,这样的“不确定”令人不安。

社会生物学就像核子物理,以及所有其他的人类知识一样,会遭到滥用。虐待别人或谋杀,我们从来不缺借口,但是自从达尔文发表了“进化论”之后,演化逻辑也成为现成的借口。对人类性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讨论,可以当作男人监控女性身体的借口,或两性不平等现实的理论根据,就像传统体质人类学被用来支持白人奴役黑人、纳粹杀害犹太人一样。生物学家批判社会生物学的文字中,两种恐惧不断地回荡、交织着:证明某种野蛮行为的演化根源,无异于主张那种行为是正当的;证明某一行为有遗传基础,无异于宣告不可能改变那种行为。

在我看来,这两种恐惧都没有根据。就拿第一个来说吧,任何事物的起源都可以研究,无论那些事物是令人厌恶或令人钦羡。研究谋杀犯的动机,就是为他们开脱吗?至于第二个恐惧,我们不只是演化结果的奴隶,甚至不仅是遗传特征的奴隶。现代文明已经成功地阻遏了一些古代的恶习,例如杀婴。现代医学的主要目标,就是阻遏人体内有害基因的作用以及微生物;事实上,要不是深入了解那些基因与微生物,也不可能想出对抗的办法。社会生物学家说明锁阴习俗是一种雄性生殖策略,反对锁阴习俗的呼吁与运动并不会因此而丧失立场。我们谴责锁阴习俗,是基于人道的关怀:没有人有权毁坏别人的身体。

尽管社会生物学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行为的演化脉络,我们切不可认为它是惟一的方式。人类行为的目标不可一概而论,“留下更多的子孙”不是惟一的考量。一旦人类发展了文化,文化就有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目标。今天许多人在辩论要不要生孩子,已经有许多人决定不要孩子,他们要把时间、精力投注在其他的活动上。我认为演化推论可以帮助理解人类社会行为(与习俗)的“起源”。可是理解人类社会习俗的“现状”,我不认为演化推论是惟一的方式。

简言之,我们与其他动物一样,在演化过程中必须赢得生殖竞赛。我们过去发展出的生殖策略,塑造了我们。但是我们也发展出了道德意识,为了追求道德目标,即使违反生殖竞赛的目标与方法,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我们能有天人交战的经验,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差异。





第五章 择偶的逻辑


异性美与性感有没有普遍的标准?中国人、瑞典人与斐济群岛岛民,外形上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有共同的美感、性感标准吗?要是没有,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口味”,那么那些“口味”是怎么来的?是基因,还是向“同胞”学来的?我们究竟是怎样挑选配偶与性伴侣的?

这是个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或者至少可以说,比起另外两种黑猩猩,这个问题对我们更为重要。也许你会觉得惊讶吧?我们已经讨论过,人类的婚配系统(理想上一男一女维持长期的关系)是人类创造的。波诺波猿与人类完全相反,从不挑剔性伴侣:雌性与许多雄性轮流交媾,同性之间也有频繁的“性交”。黑猩猩并不那么“乱交”,有时一雌一雄会离群“幽会”,过好几天才回来。不过以人类的标准来衡量,黑猩猩也是“乱”得可以。人类对性伴侣非常挑剔,因为把孩子拉扯大,光靠单亲(通常是母亲)非常困难,尤其是在狩猎-采集社会。另一个原因是:一对共同抚养孩子的男女,“性”是“黏合剂”,使他们的关系显得与众不同。对配偶或性伴侣很挑剔,在自然界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特色,其他许多(名义上)实行单偶制的物种,由于“配偶”关系也是长期的,所以寻找配偶时颇为讲究。但是我们类似黑猩猩的祖先,已经丧失了这个特色,我们是在演化过程中重新创造这个特色的。许多鸟类,以及我们的远亲长臂猿,都讲究择偶。

上一章我们讨论过:尽管理想上单偶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但婚外性活动仍有很大空间。我们挑选婚外情的对象,比我们挑结婚对象,更讲